三、陈云制定的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方针、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是真理之树常青，陈云的经济思想由于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客观规律，带有全局性、客观性，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律的科学总结，因此对我国今天以及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我们研究共和国经济史的重要内容。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历史依据，充分发挥国史的资政与借鉴的作用。他对新中国经济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国情出发的经济建设筹划和发展战略——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陈云一直用这个观点来指导我国的建设事业，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中国经济落后，所以需要通过迅速工业化赶上去。同时正是因为落后，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建设的规模搞得再大一些，把发展的速度搞得再快一些。陈云历来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他认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11]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陈云指出国民经济应该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12]综合平衡要从现有的经济水平出发，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他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时刻关注研究农轻重的比例，要量力而行。陈云的这一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条最重要而又易为人们忽视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留有余地”、“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去通过计划来平衡各种比例关系，但是经济中的许多重大比例关系仍然是经济工作中需要注意平衡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国史研究工作者通过认真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可以发挥国史研究资政和借鉴的作用。

　　2．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

　　陈云一再告诫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13]“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14]“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15] 1985年9月23日，陈云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16]，这是陈云为告诫全党、全国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粮食问题所作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三农”问题和粮食问题的继承和发展。

　　陈云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启示我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受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制约，“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和政权的巩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有9年下发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陈云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等方面提出的基本的战略思想，对推动农村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现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闪耀着巨大的理论光辉，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研究和借鉴。

　　3．深刻系统的经济改革思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鸟笼经济”

　　1956年9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是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个完整系统的模式，是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力图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束缚，适应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合理的经济体制，强调保留个体经营，突破了“一大二公”的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下发挥市场的作用，使企业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允许一定范围内自由市场的存在，突破了国家垄断的模式，代表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专门写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明确提出过去经济计划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1982年，陈云还用“笼子”和“鸟”的比喻进一步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17]陈云认为，计划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是必要的还能够管计划和调控；市场绝不是自经济体制改革由放任的市场，而是有序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市场，计划与市场是协调统一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到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分析的价值，而且在国史研究中也应该用与时俱进的思想统领我们的各项研究。

　　陈云的思想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应该从这个宝库中尽可能多地汲取智慧和营养，以便更好地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服务。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国史，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就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对于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发生过的曲折、评价老一辈革命家的是非功过等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研究新中国的历史，要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把历史面貌叙述清楚，并且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国史研究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研究国史,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要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以求达到按照历史的原貌和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国史两者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国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资政和借鉴功能。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