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云提出的正确观点和方法，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指导与参照

　　陈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评判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国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陈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国史研究的新起点

　　陈云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威望，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早在1977年3月，陈云就提出粉碎“四人帮”后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谈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④]陈云的这个发言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序幕。随后，他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系统总结了中共坚持实事求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人们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否定这种错误观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准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讨论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时, 陈云率先在东北组发言。他抓住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提出了解决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六条意见。陈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拥护，使这次会议真正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最终, 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了几项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决定，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前进步伐, 进而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了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我国史学界也逐渐摆脱了“左”倾思想，开始拨乱反正，由于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史学界开始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方两反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国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开始在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2．陈云对“文化大革命”的科学总结为我们进行国史研究提供了依据

　　在国史研究中，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对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发生过的曲折。陈云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问题，陈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陈云分析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⑤]粉碎“四人帮”后，他寄希望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希望真正实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精辟的论断。

　　3．陈云对国史研究方法的指导——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总结历史经验

　　在党的历史上，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几次遭受严重挫折，陈云亲身经历过这些时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认识到这些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上来的”。[⑥]因此，“学点哲学，学点唯物辩证法，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并将他的体会精辟地总结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⑦]陈云的这些切身体会使我们认识到国史研究工作者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不懂哲学就不会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陈云一贯强调：“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⑧]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概括为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中，“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说就是唯物辩证法。”[⑨]这15个字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强调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物资供需、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

　　注重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手段，陈云在处理每个问题和作出每项决策之前总要开展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活动。他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⑩]这种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