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由于时局的影响，方志编纂工作时断时续，但“方志之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再版。。一大批学者不仅积极参加修志实践，还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开展对方志定义和性质、义例、编纂等理论问题的探讨，方志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出版了近10部方志理论专著，发表了百余篇方志论文。其中，以“方志学”或“中国方志学”标名的著作即有数部，如李泰棻《方志学》、王葆心《方志学发微》、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等。由于时代的限制，民国之际的学者尽管已有学科的意识，却缺乏对学科建设的深入探讨。上述几部专著既没有对方志学定义、性质等基本概念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也没有对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构成等基本问题做直接阐述。学者们根据各学科的特点和需要来决定方志学的归属，往往将其局限于一个较狭窄的意义上。已知当时界定过方志学定义的是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吴宗慈和地理学家张其昀。吴宗慈提出：“汇记一地方古今纵横之史迹曰方志。（方志中之天文地理、地文地理变革不多，惟人文地理随时代演变甚繁，故只以史迹为言）研究此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转引自1985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江西省地方史志资料选辑》第1辑，未刊本。张其昀认为：“（分区地理）就一特定区域，而观察地理事实之各方面，凡天时、地利、人和种种现象，及其相应关系，一一疏而证明之，说明本地风光或地方景色，故又称为区域地理。以吾国固有名辞称之，即方志学是也。”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地理学史）》，转引自侯慧粦：《论地方志对自然环境的记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两种界定基本上承袭乾嘉余绪，认为方志学是其他学科的分支，分歧仍在地理学派和史学派的争议上，或偏向于历史，或偏向于地理，但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方志学定义，因此具有典型意义。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方志理论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已超出了清代及其以前的水平，是我国方志理论研究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对方志学学科建设的探索，到此时也由以前的自发阶段进入比较自觉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金毓黻、王重民、傅振伦、朱士嘉等著名学者不断提出研究旧志、创编新志的建议。1980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正式提出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方志。此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纳入国家规划的6000余部省、市、县三级志书，已基本完成，同时还编纂出版了数万种专业志书。短短20多年时间取得如此数量、规模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丰富的修志实践为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后者得到了巨大的变革性的发展。方志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之大，论题涉及范围之广、之深，是历代方志理论建设远远不及的。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如何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和进行方志学学科建设，以使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等问题，成为方志界研究和讨论的中心论题之一。大家都在构思现代方志学的形式、特点、结构和体系，探索方志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作用。然而迄今尚无一个权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方志学学说出现。即令对这门学科的称谓，也是异议纷纭。粗略统计，即有方志学与中国方志学，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现代方志学、当代方志学与中国古代方志学、中国近代方志学、中国现代方志学，旧方志学与传统方志学、新方志学、社会主义方志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等等相关概念。

　　总之，方志学发展到21世纪初期，从纵的方面来说是硕果累累，但从横的方面来说，和其他科学相比较，无可否认又是先天不足的孱弱身躯，不定的概念、不定的学科性质和不定的学科地位，都为后来者留下了难解之题。

　　二、关于方志学基本理论的探讨

　　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任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自身的科学属性等，这是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围绕这几个问题，学术界、方志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

　　1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区别学科最根本的标志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目前关于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大致有六种说法，即方志说、地情说、区域发展说、地情信息系统说、方志现象说、方志文化说等。参见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7页；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4页；甄人：《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2页。

　　方志说认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方志，以及与地方志相关的科目；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应用问题，研究地方志领域矛盾运动的科学；郦家驹：《在1989年中国地协学术年会上的讲话》，《湖南地方志》1989年第1期。是“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地方志领域中特有的运动形态，即研究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73页。。具体表述虽然各异，但这是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

　　这样的诠释并非无懈可击。否定意见认为，除了目录学、文献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之外，没有哪一种学科是以一堆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所以，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地方，“地方才是方志学研究的特殊矛盾性”于希贤：《谈方志学的学科属性及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湖北历史》1987年第6期。。该说的代表人物于希贤在《试论方志发展史上的主流派——行政派》一文中进而提出，方志内容无论古今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方志学应属于“行政管理学的独立分支学科”。此说仅从方志“资政”功能角度来考察问题，因而和者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