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陈平原先生曾评之为“寸铁杀人”,赵园先生评之为“老吏断狱”,种种评价似乎都昭示着洪子诚的学术研究对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巨大影响。日前,《洪子诚学术作品集》(7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鉴于洪子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同期召开。本版是赵园先生和曹文轩先生的发言,特此发表。
正是洪子诚严谨的、规模宏大的、事实与理性并重的学术研究,使我们这群人得以为业甚至为生的一个学科获得了不可辩驳的合法性和我们工作的尊严。
洪子诚的本事是在对这些材料的辨析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他将这些材料重新返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然后将它们重新组成链条,从而组成所谓的“历史”。他的本事在于对这些材料高度的学术敏感,在于他敏锐地感悟到了所有这些司空见惯的、貌不惊人的材料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心机与时代记忆。
通过文学史的叙述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个合法性概念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人的学术作品研讨会,除了对这个人的学术思想、理路以及他的叙述方式进行富有理性的归纳之外,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大概还要感激这个人——这份感激还不是指这个人曾在某个重要时刻或曾经常性地给了你个人意义上的关怀和指点,而是指:正是他严谨的、规模宏大的、事实与理性并重的学术研究,使我们这群人得以为业甚至为生的一个学科获得了不可辩驳的合法性和我们工作的尊严。
我是从一开始就赞成“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但我也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取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分野的。当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时,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我就有过一个发言,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题目叫《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现在回头再看,依然觉得文中所说是恰当的。
洪子诚先生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连接,小心翼翼地做过连缀和缝补。但,他从未下过一个独断性的结论: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他在说到当代文学的生成时,一直在使用“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这一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当代文学”并非是“现代文学”的逻辑发展,而只是“现代文学”之一脉“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必然结果,但文字地表下的结论却分明是存在的。而且,这里的“左翼文学”还不是广义上的,我注意到了,他一般都会在“左翼文学”的后面冷静地加上一个括号,然后将“革命文学”放置其中作为限定。
且不说李金发、施蛰存这些人的作品——当代作品,与这些人的作品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说沈从文、废名等人的作品——当代作品与他们也毫无共同之处,就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些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的作品,我们大概也无法看到他们究竟是在何处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作品。至于说大跃进民歌、《金光大道》以及后来的文学怪胎《牛田洋》、《虹南作战史》之类的蹩脚货,更与鲁迅等人的作品以及思想毫无干系。
说到底,当代文学史只不过是现代文学的一脉——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延伸和发展。我甚至并不认为这一脉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体,去看一看现代文学史的排位就能得到判断。我还是支持“一体化”的说法——无论实际情况是多么的千差万别,但“当代文学”的主体、核心、大走向,是高度一致的。它使用的是规格化、公式化、统一化的话语,这是不争事实。至于说那些边缘的、地下的或是突然耸起的部分,毕竟不成系统。有人后来不甘心“文革”被描述为“荒漠”,企图“打捞”以不冤枉一段历史,但现在看来,竭尽全力的“打捞”也只不过是捞上一些虾米而已,并无双手抱不住的大鱼——还是荒漠!历史在某一个段落上,其质量就是有高下和优劣之分的,进行恰如其分地描述并非等级划分——即使作等级划分也行。平庸的历史与雄奇的历史,都写在历史上。进行历史抹平,也难。即使写文学史能够做到,写历史也做不到。我们在洪子诚先生的看似没有结论的描述中,还是看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实质性差异。无论是从主题、语言、意象还是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我们若要对两者加以区分,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当我们呈现出了“当代文学”的独特外貌与内部风景时,这个概念的正当性、合法性也就随之存在了。
用巨大的时间概念去统一两者,将它们放置在同一名称之下,不算本领。因为,我们可以用更大的时间概念去统一从古至今的文学——什么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这些标识统统取消罢了,就叫“中国文学”——如果这研究对象太过庞大,那就标上年代:一年、十年、百年。先合上,再切割。对文学范型的区别,大概不宜使用过大的时间概念。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其实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文学范型的概念。“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不同范型的文学。尽管各自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但大致上还可以分别命名的。人文学科的任何结论,大概也都只能取一个概率,反例永远是有的。波普尔他们的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对人文科学并不适用。他们也没有泛化的意思,而是将他们的范型说、证伪说严格限定在科学范畴的。
“当代文学”是一个合法性的概念,但这一合法性,并不是由“当代文学”的自我呈现而被认可的,而是通过洪子诚先生他们这些学者扎实的、富有说服力的揭示和证明才得以被肯定的。
“当代文学”被并购的恐慌已经过去。“当代文学”研究曾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被学界看成学问,而到了今天,再也没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它没有学问了——洪子诚先生他们让所有人看到了这门学科的学问,而且还是很有用的学问。当代文学自然不会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它必将有朝一日成为历史。事实上,我对当下文学是否还可以放在许多年前诞生的“当代文学”概念之下,早已有了怀疑——可是我们又应该如何命名呢?
但,哪怕是今天就宣布“当代文学”寿终正寝,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失业。“当代文学”已是一个法定的领域,就像“现代文学”早已结束但那一个“现代文学”还在一样,当代文学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的学术事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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