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部县志稿，记述粉碎“四人帮”时说：1976年10月6日，全县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上街游行。这又是一个对当代史不熟悉的例子。事实是10月6日抓了“四人帮”后，中央严格保密了10多天，直到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当天各地才上下群情振奋，一片欢腾，纷纷以各种形式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包括上街游行。还有像“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错记误记重大史实的现象也不少。

　　第一轮《广东省志》94部分志的内容，基本上部部都与当代广东史有密切关系，如各阶段行业发展、事业发展；其中有6部更是密不可分，《总述》、《政治纪要》、《经济综述》、《粤港澳关系志》、《人物志》、《大事记》。市、县（市、区）志也有相同的情况。

　　实践告诉我们，地方志不能缺失当代区域史。地方志工作者必须了解和熟悉当代区域史，这是从事地方志工作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四、史志编研要敢于触及敏感问题

　　史志编研，要敢于触及历史问题、失误问题，绕道走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代史志缺失了这些内容，将不是一部信史信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广东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1952年第一次、1957年第二次全省范围内的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尤其是第二次，有所谓“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当时省委有“决议”，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造成不良后果。不少干部受牵连而被处分；一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被撤职、降级或查办，受到长期的压制、打击和残酷斗争。最严厉、影响最大的是方方、冯白驹、古大存，还有云广英、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冯蒙、王维等，省直机关和各地斗争共批判、处分广东地方党员干部1226人（其中省管干部126人）。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委分别于1978年、1983年初、1993年初3次对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案件进行复查，进行平反，落实各项政策。但至编修《当代中国的广东》时，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落实还不彻底，也还是有“尾巴”。对广东这一重大敏感历史问题记不记、如何记，开始看法不一，成了争论焦点。有些人怕拿捏不准，记述这些敏感历史问题会引起新的纷争、新的矛盾；有些人私下劝告要“笔下留神”。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要写好当代史，就要敢于触及、正确反应敏感历史问题，不扩大、不缩小、不隐瞒、不回避。要记述当年“斗争”情况，也要记述后来党落实政策所做的工作。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这一历史问题讲清楚，引导干部群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反复。1988年8月，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不宜出版这种书，说要向上面建议不要全国统一出版，出与不出由各省自定。这一看法给编修工作很大压力。真要推迟，实际上可能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废，对工作不利。针对这一意见，省地方志办公室迅速向省委报告和说明有关情况，找有关领导反映问题，要求正常如期出版。最后省委书记林若批示正常出版，并于1989年12月签发出版。《当代中国的广东》出版后，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喜欢的读物，受到肯定，各方反映良好。后来创刊的《当代广东》杂志和2005年出版的《当代广东简史》，更详细地记述了广东“反地方主义”的问题。2009年6月，省地方志办公室又出版了《父辈的足迹》一书，由34位干部子女回忆革命前辈的经历。不少文章也提及前辈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一些看法，他们都很坦然平和，都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出发点上，体现了他们宽广的革命胸怀和坚定的政治信念。这部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胡泽君将之推荐给省委老干局，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应该说，广东干部群众是识大体、顾大局、讲和谐的。他们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兜圈子，而是放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与时俱进。实际上，《当代中国的广东》等当代广东史专著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记述，也为全省地方志书记述好这一问题起了示范、启发作用。

　　史志编研，需要呼唤深刻的文化转型，要抛弃旧的观念。要破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要为现实服务，正确解读历史，教育世人。要坚决反对那种追求披露“内幕”的哗众取宠、胡编捏造的歪曲历史等现象。要对历史负责，树立史德志德，出版信史信志。

　　五、史志工作的创新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生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史志工作面临着发展的机遇，面临着创新的局面。当代史编研是这样，地方志工作也是这样。特别是地方志，当前有两大弊端：一是编修周期过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几近30年，但有的地方第一轮修志任务仍未完成，而不少地方第二轮修志已经开展了近10年，发展极不平衡。二是已出版的志书普遍篇幅过大，卷帙浩繁，洋洋洒洒，县志动辄上百万字，市志、省志往往上千万字，有的甚至近一亿字（参见《中国地方志年鉴》2009第14页）。志书保存、利用、流传都困难。近两三年，笔者参与审读二三十部第二轮市、县（市、区）志稿，记述1979~2000年，部部都在百万字以上，有一部县志记述1984~2000年，共230万字，厚厚两大本。字数过多，耗费时日，周期拉长，影响志书质量，且给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带来压力，开展地方志的其他工作也受到制约，影响了地方志事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大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笔者在多个场合呼吁并著文：地方志工作要走创新之路，要推行“简志+年鉴”的模式。2006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一志一鉴，志突出“简”，鉴突出“详”，两者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珠联璧合。国务院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年鉴自然成为每一轮修志的资料积累。简志行的“简”，县（市、区）志以50万字为宜，市志100万字为宜，省志800万字为宜。而如果要详细了解，则可以查阅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