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史研究更加注重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史学研究领域的老问题。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不仅反映出学术界的史学理论素养，而且还会对研究旨趣产生影响。有学者批评了党史、共和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的各说各话的状况。陈东林：《“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这种自说自话式的研究，从学术的层面看，是浮于表面的，热闹一时，并不能真正促进问题的深入探讨；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看，是史学对社会的偏离，对其主旨的漠然。极而言之，这种偏离和漠然，是一种隐喻和表达，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当前意识形态的淡化和排斥。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观念中立”，事实上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中外学术史表明：从特定的时代出发，脱离意识形态，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共和国史研究中，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规范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杨凤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0期。关于这个问题，张星星指出：“在学术批评方面我们确实有过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的教训，但这些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严重弱化，学术界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一些严重错误的观点和言论也得不到应有的抵制和批评，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巩固国史研究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张星星：《在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应该说造成这种不正常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史学批评的视角加以总结，无疑能够使我们对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问题，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对于国史而言，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仅仅对认识者有影响，而且对历史和现实均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正如李力安所言：“从时代的高度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是我们搞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条件。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而当代史是历史学科中与现实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我们只有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加强对党和国家现行方针政策的理论研究，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一国两制问题，以及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对建国以来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认识上的偏差也会少得多，所得出的结论就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李力安：《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当代中国研究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对4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与失误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根源，从而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才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还可为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提供有力的历史论据。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适应形势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桩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树。”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共和国史研究者以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进行研究。共和国史研究只有很好地以学术求真为基本旨归，与社会需求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状态，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才能因为有了现实土壤的培育而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