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奠定了改革的哲学基础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一文中认为，并不是凡是改革都会取得成功，也并不是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正确，从而改革的方向、道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从哲学的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回答了某些理论界至今仍议论纷纷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上（而不是仅仅从当前的实践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列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需要改革的种种弊端，而应该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承认矛盾的存在，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提出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即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正是在对我国当前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基础上作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在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种性质，从哲学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性质，即改革不应该、也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应该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决定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毛泽东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改革所要改变的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而是它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讲，统一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适应又不适应的这种状态的完整分析；从实践上讲，统一于解放、发展生产力。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实现劳动大众的话语权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在《论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一文中认为，贵族的文化思想并不一定高于平民，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进程由贵族返回到平民。这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由传统民本主义迈向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毛泽东眼中的平民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他一方面承认农民在文化上的落后，另一方面又看出农民革命本身的文化意义——随政治经济权而转向文化话语权。获得政治权力的农民，即使他们一度被剥夺了文化话语权，但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他们一定会争取并实现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甚至他们可能会比知识精英做得更好。只有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劳动大众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化为劳动大众所享受，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表达出劳动大众的意志和利益。毛泽东是把文化话语权作为政治合法性来对待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不会由于诗人的忧伤而放弃自己的历史判断；话语权的拥有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马克思主义自己也无权称为先进文化了。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包括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让劳动大众获得文化话语权。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看成是农民的文化代言人，不能否认毛泽东文化话语权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是一个体系。事实上，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在解构几千年的文化统治格局时，真正给劳动大众带来了文化上的翻身，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应该看到的。只有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才能够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而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毛泽东并非是自发的农民文化的崇拜者，并非主张在劳动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名义下保持文化的落后状态。必须来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然后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到新的文化水准。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方针既符合劳动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准，也符合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升了平民文化话语权的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文化工业”现象随市场经济一道发生，平民文化话语权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但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根基，因此辩证吸收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并未过时。
——摘自《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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