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我的印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与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妥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党的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美国这种态度，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章百家：可以这么说。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把对方视为敌对的国际势力，那种敌对不同于我们现在也会遇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冷战大环境下，美国的意图是牢牢控制住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国看来，台湾对它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从海洋地质来说，台湾以内，中国大陆沿海基本是浅海，过了台湾就是深海。从军事上说，台湾的价值非常高。所谓台湾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读。美国人说的是，如果新中国得到了台湾，那共产主义世界就得到了向东南亚扩张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认为，中苏已经捆在一起，一时半会儿分不开了，而且很担心共产主义扩张，所以尽管中国作出了缓和姿态，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
八大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党的领导人关于国际形势正趋于缓和的判断。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年，由于美国没有意愿同中国缓和关系，毛泽东决定放弃缓和尝试，表示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中国稳妥、务实的对外政策向充满革命豪情的政策转变。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作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所作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党的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俄国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党的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党在外交上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得到国际社会对新生国家的承认，为恢复经济取得必要的外国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在美国仍在顽固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转而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就成为最有利也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
然而，如果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倒向苏联”，那就过于狭窄了。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一边倒”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而是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走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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