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外交历程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长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世界上颇为孤立，只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并不愉快。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承受着新的压力。1960年中苏决裂后，中国在亚洲列敌环伺，与许多国家处于对抗关系（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南朝鲜、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中国外交雪上加霜。70年代，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内乱，开始正常的对外交往。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中国外交的真正进步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想把我对中国外交变化的观察分成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1949～1979年;第二阶段1979～2009年。　

中国外交的前30年　

　　我认为以下特点影响着中国外交的第一个30年。第一，这一时期，就全球冷战“双极”结构和后来“战略大三角”结构而言，中国既是受害者，也是贡献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并不乐观，在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全都受到直接威胁。中国通过“一边倒”促成了国际关系中“两个阵营”的形成。很多人认为，中国除了倒向苏联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美国人在1948～1949年已经关上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目前，历史学家们还在讨论当时美国外交是否存在“失去中国机会”的问题，但到1950年2月，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两极世界已经巩固。

　　随后是朝鲜战争、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1960～1962年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和1969年两国军事对峙、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的美越战争以及后来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没有和平的国家安全环境。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除了朝鲜和越南之外，中国在亚洲地区实际上是孤立的。当然，这种对抗关系的形成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所处的环境是列敌环伺。在这30年中，战争威胁确实存在，所以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军费支出，它还迫使毛泽东采取极端的做法，比如“三线”建设等。

　　第二，在国内，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建立共产主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及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外交政策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总体而言，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带来好处，直到邓小平将政策的基础转为求真务实之后，中国外交才开始走向成功。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无法获得与其他国家交流所带来的益处。同时还要提到的是，不仅中国关上了大门，西方还有后来的苏联也迫使中国采取这一政策。

　　实际上当时的外交部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机构，甚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可能都比它重要。1956年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是主要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后来该机构和其他一些机构也渐渐名存实亡。而且，当时没有真正的外交“智囊”机构。只有1958年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隶属于中央调查局的国际关系研究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身），它们在撰写60年代反苏论战的文章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当时的情报工作中也略有成绩，但在决策方面作用甚微。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贯穿始终。最初是1956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波兰哥穆尔卡“革新”和匈牙利纳吉事件的关系，后来“反右运动”和与苏联矛盾有关联，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也有直接影响。同样，1964年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影响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后来，当毛泽东和三个老帅在1969～1971年想开始与美国建立关系时，林彪、“四人帮”就从中破坏。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外交官员先行访问中国之时，甚至一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四人帮”还在极力破坏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和解。

　　前3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外交采取的主要是统一战线策略，而不是战略性的全方位外交。这是一种消极的外交政策，主要看谁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基于积极的政策，主要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什么。中国常常采取的策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法来评估世界力量的变化，试图找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因此，他一再寻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和解，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十二大上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后，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才发生变化。在此之后，中国开始在所谓的“战略三角”中寻求发挥“枢纽”作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来中国外交政策再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