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但在此前后，美国曾秘密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极力阻止中国西藏的和平解放进程、阴谋策动十四世达赖发表声明否决《十七条协议》。对此，美国媒体的态度如何呢？

　　笔者以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为例，利用《纽约时报》历史数据库，搜索《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发现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主要包括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西藏分裂势力的相关活动、联合国如何插手西藏事务、美国关于西藏政策的变化以及印度、苏联的态度等内容，分析这些报道，有助于理解美国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与立场。

　　一、关于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报道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纽约时报》一直在关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纽约时报》有百余篇对中国西藏的报道，其中约1/3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与和平解放西藏进程的报道。

　　1950年1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直面报道中国西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定义为“入侵”。［2］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共产党已培训一批年轻藏人政工干部，并且制作了大量的茶砖以备分发给藏民，中国政府已向重庆、成都的四川饭店定制了大量的饼干以备共产党军队在世界屋脊食用”。［3］11月12日，《纽约时报》发布来自香港的消息：“西南局总部的刘伯承将军向西藏人民发布公告，再次确认给西藏以自治、宗教自由，并保留其军队成为人民军的一部分”。同版还刊登了来自加尔各答的报道：“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说，美国无意插手西藏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完全由西藏和中国自己来解决”。［4］ 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国务院为中国西藏的和平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美国政府甚至策动了十四世达赖外逃的秘密行动。

　　在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5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这一协议。同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共“已通过政治方式和平解放了西藏，五星红旗已插到世界屋脊”，“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将西藏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拉萨当局放弃其权利并接受如下条款的约束：（1）与中共团结一致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2）同意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安全；（3）将外交权交予中央政府，渐次重组西藏军队编入人民解放军；（4）允许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军事指挥部和政治军事委员会执行任务。”［5］这是《纽约时报》当时对《十七条协议》的唯一一篇报道。

　　新闻报道具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对一个国际事件是否报道，其报道数量、角度、深度都与报道国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相一致。《纽约时报》对《十七条协议》的报道即反映了这一特征：“他们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的歧见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6］《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实现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完成，为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变革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7］但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纽约时报》只有一篇简略报道，其根本原因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中国西藏的和平解放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纽约时报》将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称为“入侵”，［8］ 将西藏未来的政治走向置于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加以考量。5月28日，《纽约时报》又发表文章说：“共产党又夺得了另一座堡垒，共产党的扩张主义又填补了一个真空，毫无疑问北京所宣称的与世界屋脊西藏达成的协议使西藏成为中共解放的一个省”，“西藏已落入铁幕之后”，“这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失败”，“共产主义浪潮对印度的冲击至少作为一个心理因素已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西方有理由为西藏所发生的事情而焦虑”。［9］ 这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立场。

　　二、对美国、印度、苏联西藏政策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是基于国际大背景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因而美国特别关注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大邻国、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策动向。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的印度，虽然刚刚独立并确立了中立的外交政策基调，但由于历史上印度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特殊密切关系，再加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几乎是从外部进入中国西藏的唯一陆路通道，这直接制约着美国的西藏行动，因此，美国政府对印度的西藏政策变化也给予了特别关注。《纽约时报》中有相当篇幅是对美国、印度、苏联西藏政策的报道。

　　（一）对美国西藏政策的报道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国际形势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时，美国政府对其西藏政策进行了认真讨论，尽管这个讨论是在政府内部进行的，但《纽约时报》仍有文章对政府政策的新动向作了较为深入的解读。1949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鉴于亚洲形势的发展，国务院在考虑承认西藏为自由、独立国家的可能性。由此引出了一个外交问题：美国一直以来都把这个遥远的山地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方面也一直坚持其领土的完整。”但是，“一旦中共控制了整个中国，他们就会控制西藏政府。中共已表明了他们的这一立场。一俟得逞，中共就会将共产主义扩展至印度边界，这是西方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文章认为，“15岁的达赖喇嘛领导的政府已向美国提出了非正式的军援请求，以抵抗共产党的军队”。美国“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后，它就可以得到我们对友好国家武装反共的基金援助”，“最近国会通过了一项军事援助法案，如果总统认为必要，就可以拨付7500万美元用于大中国区”，“国务院官员不愿透露相应的细节，但承认西藏具有战略重要性”。［10］ 这个报道一方面表明了美国传统上对中国西藏的立场，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对这一地区战略上失势的担忧，即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后就会将共产主义扩展至印度边界；而美国的立场则非常明确，实际上也间接表达了美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图谋。

　　（二）对印度西藏政策的报道

　　由于印度对华政策的取向直接影响到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当时印度是美国派员进入中国西藏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因此，印度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初，《纽约时报》有相关报道近10篇，这在整个国际社会聚焦于朝鲜战争之时凸显了美国媒体对印度西藏政策的高度关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10月25日，开始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的第一次战役，但10月27日、28日、29日连续3天的《纽约时报》都有印度对中国解放西藏态度的报道。例如，10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得到确切消息，中共已向军队发出命令进入西藏”，“驻西藏首府的唯一外国代表、印度驻拉萨特使通过电报向新德里报告说，达赖喇嘛已接到北京的报告说中共军队正在向西藏推进”，“中国的行动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认为这样的行动破坏了我们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11］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政府把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当成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砝码。

　　11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印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据《纽约时报》报道，10月28日，印度政府发出照会说：“我们遗憾地看到北京的报纸报道说解放军已受命进军西藏”。［12］ 10月30日，中国方面做出正式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曾屡次表示希望西藏问题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以故欢迎西藏地方代表团早日来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12］11月1日，印度再一次照会中国：“印度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为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而努力，两国承认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及相互利益。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这些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殷切希望中国政府仍将宁愿采取和平谈判与和平解决的方法，而不用强迫与武力的解决。” ［12］ 1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对西藏的突然入侵打破了印度的幻想。印度的崇高目标和纯洁的想法是帮助这个庞大邻国加入联合国，印度还希望与毛政府建立深厚友谊。面对突如其来的西藏问题，印度极不愿意调整其对华政策，但是蜜月已经结束”。［13］这应该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三）对苏联西藏政策的报道

　　苏联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也是美国政府非常关注的内容，自然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追逐的重要话题。1949年1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苏联将托马斯西藏之行看成是一个阴谋》一文，文章称：“《新时代》杂志今天指责美英联合进行肮脏的冒险，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将之建成一个反对新中国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新时代》杂志称托马斯给西藏官员带去了特别珍贵的礼物，还带回了达赖喇嘛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西藏保证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并表示期待得到外部援助”，“托马斯是广播评论员、探险家。他昨晚说，苏联的指责是莫斯科谎言的又一范例。他和他儿子去年7月份的西藏之旅只不过是将拉萨作为一个旅行者的目的地而已。”(A “Soviet Sees a Plot in Thomas Tibet Trip”，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0， 1949， p.16. 实际情况是，托马斯的西藏之行远不止一个探险家赴世界屋脊之旅那么简单，托马斯回到美国后在纽约机场发表演讲，公开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十四世达赖外逃时美国政府又通过托马斯组织建立的所谓“西藏难民救助委员会”对十四世达赖集团予以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1950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斯大林赞同毛、周政权的想法：中共军队要尽早入藏。”［14］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有情报显示，苏联勘察队已在藏西选中了空军基地的位置，这是莫斯科扩展其控制区域的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经由印度、巴基斯坦进入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苏联探险队发现了至少一种重要的放射性矿物质。他们使用先进的科技设备记录了这里的矿藏、广阔的农用地以及水动力资源”，“苏联科学家和技师装扮成蒙古人的模样在西藏从事地质勘查活动，有藏人无线电操作员和共产党向导随行”。［15］11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有情报显示，藏西的军事基地已经选定，苏联对印度及邻国的冷战即将开始”，“冷战的最终目的是使印度及其邻国全面服从苏联的政策。”［16］

　　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美国非常担心苏联在中国及其周边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从而威胁美国的全球战略优势。因此，有美国学者评论说，冷战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并非是对西藏本身的关怀，而是其冷战政策的一部分。正如中国学者李希光所论述的“媒体最有效的传播是制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最简单的符号和形象”。［17］美国一直把共产主义当作“终极邪恶”，反共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首要原则”，因而，反共理念被视为西方社会控制媒体的最后过滤手段。［18］

　　《纽约时报》对美国、印度、苏联西藏政策的报道反映了冷战初期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历史事实，美国所标榜的“自由公正”实际上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19］也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

　　三、对十四世达赖政治动向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已对其西藏政策进行充分讨论，基本立场已经确定，即从冷战的国际背景出发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这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主张基本契合。1949年12月3日，西藏地方政府给美国国务卿写信表示希望成为联合国成员。［20］1950年11月，十四世达赖集团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要求“把处于紧急关头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作最后裁决”。［21］《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给前往联合国的西藏“代表”颁发签证。［22］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媒体报道的基调与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及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倾向基本一致。

　　1950年11月6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西藏世俗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仍然留在其首府拉萨，等待其成员做出决定——外逃？还是留下来抵抗中共军队的入侵”，“来自印度驻拉萨首府辛哈的消息称，拉萨政府已经撤销了其派出7人代表团去北京与中共进行谈判的命令。这个代表团由西藏内阁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夏格巴率领，目前滞留于印度边境城镇噶伦堡，已得到全权授权确定与中共的关系”，“在噶伦堡有传言说，西藏内阁中的左翼反对派控制了形势，他们主张进行改革，削减寺院的权力”。［23］ 11月14日，《纽约时报》则发表文章称：西藏地方“已做出决定，将派出由官员、僧侣、住持组成的和平代表团与向拉萨进军的中共军队接触，谈判停战”，“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仍住在布达拉宫。70岁的摄政达扎活佛和索康等掌控着藏军，由此看来亲共分子要推翻他们会很困难”。［24］

　　11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面临西藏解放的大势及西藏内部政治斗争的危局达赖喇嘛提前一年半亲政”的消息，同时报道了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达扎通过政变掌握摄政权，由此树敌。前摄政热振退位至一所寺院修行2年”，“当热振准备再回来的时候，达扎拒绝交出临时权力，不久热振被宣布死亡”。［25］ 12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来自新德里的消息说，面对中共对拉萨新的威胁，达赖喇嘛终于离开了他栖居的喜马拉雅王国，到印度寻求避难”，“这位16岁的活佛在600名士兵的保护下穿越世界屋脊”。［26］ 12月30日，《纽约时报》发文阐释了十四世达赖未来的政治意向：“达赖喇嘛一周前离开了受到共产党威胁的首府，计划在亚东建立新政权”，“在亚东如果遇到威胁，达赖喇嘛可以穿越14000英尺的乃堆拉山口进入锡金，只需1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安全地带”。［27］

　　1951年1月14日，《纽约时报》发文详细地介绍了西藏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形势：“西藏年轻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现在亚东，留下了临时政府与中共进行谈判。如果入侵者提出的条件合理，他就返回拉萨”，“如果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这位年轻的神王就会去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并经由那里最终去印度避难”，“据说，在昌都的3位西藏高级官员被抓后，他们给噶厦送来一封信，达赖的顾问于是突然做出了让达赖离开拉萨的决定。”［28］ 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企图促使十四世达赖出逃国外。美国历史学家戈伦夫亦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的外交家们努力诱使达赖逃离西藏，意在利用达赖，使其成为冷战高峰时期的反共象征。”［29］

　　《纽约时报》对这一时期十四世达赖政治动向的报道实际上达到了美国学者所阐释的“媒体给予他们地位并让他们成为人们当然的讨论和研究对象”［18］（p.21）之目的，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炒作”。但由于多种因素掣肘，十四世达赖和其顾问们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拉萨，并决定接受《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四、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报道

　　将“西藏问题”国际化是目前十四世达赖集团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其早期的谋划则来自于怂恿十四世达赖出逃的美国政府。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格罗斯成为20世纪50年代西藏分裂势力在联合国行动的高参。［30］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西藏可以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31］ 十四世达赖出逃并宣布 “西藏独立”将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符合美国正在欧洲实行的杜鲁门主义。［32］所以，美国驻印度大使在促使十四世达赖出逃的密信中呼吁其“派一个使团去美国”，“美国方面对去联合国的西藏使团赴美签证做了考虑”，并表示“美国准备直接向联合国发出呼吁”。［33］

　　新中国成立后，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已成为首要任务，可是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的达扎等人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试图利用外国干涉力量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1950年11月，夏格巴等人以“西藏国民议会”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请求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就“西藏问题”进行裁决。11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请求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但由于苏联等国的反对未果。［34］12月，十四世达赖在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的陪同下离开拉萨，前往与印度接壤的边境小镇亚东观望事态的进展，直至《十七条协议》签订才返回拉萨。［35］《纽约时报》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1950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据来自新德里的消息，印度外交部称，西藏政府已经直接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和平解决西藏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拉萨政府指责北京政权无端入侵其和平领土。”［36］ 11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就“西藏问题”采取的行动：“今天萨尔瓦多代表就中共入侵西藏一事要求联合国立即进行讨论，这让联合国的代表和官员们非常惊讶”，“代表们对萨尔瓦多的行动反应冷淡。有外交官预言，这些代表可能会劝说萨尔瓦多代表卡斯特罗撤回请求”，“根据成功湖（当时联合国的临时驻地——笔者注）外交官的说法，鉴于远东地区严峻的形势，联大并不愿意接手入侵西藏问题，由于中国宣称西藏属其所有，一些代表认为与中国就此接洽不会有实质结果”。“另外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西藏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利益”。“联合国只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37］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到，美国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既缺少历史与法理依据，亦无法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不过，面对大多数国家的冷淡反应，萨尔瓦多共和国代表仍拒绝撤回要求联大讨论“入侵”西藏的请求，《纽约时报》对此也进行了报道：“萨尔瓦多代表卡斯特罗表示他将继续推进这一工作后，联大的官员表示，将由联大14个成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在下周做出是否建议讨论的决定，相信会有很多反对意见反对联大就此进行讨论。”［38］ 由于多种原因，联大没有进行讨论。11月25日，《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根据11月24日来自成功湖的消息：当联合国代表得知印度确信中共与西藏政府将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联合国无限期搁置了对西藏问题的讨论。”［39］ 由此，美国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利用萨尔瓦多共和国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大、企图通过联合国之手向中国政府施压的企图宣告失败。

　　五、结语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互动”与“共生”。媒体报道新闻，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说服选民，以追求合法性和权威性，两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与对方产生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依赖、影响、控制、监督与共享，其中共享即指双方共享共同的文化规范。媒体归根结底受到这套文化规范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极易形成共谋。［18］（pp.182~183） 这在1950~1951年间《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上有突出体现。尽管此一时期朝鲜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但《纽约时报》仍有大量篇幅对中国西藏的局势给予了关注。这些报道从“遏制共产主义”冷战背景的视角出发，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西藏分裂势力的相关活动、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态度，以及联合国对中国西藏的干预等内容做出注解。美国媒体将“西藏问题”置于人们的视线中加以讨论，并进行认识引导，从而将美国政府的西藏观在不知不觉中嵌入受众的思想深处。

　　总体看来，从《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报道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性变化：将西藏置于东西方对峙的大环境中加以考量，极力采取秘密行动阻止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诬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为“入侵”西藏，并宣称“美国国务院考虑承认西藏为自由、独立国家”。但历史事实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根本不存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1］

　　第二，报道内容的选择凸显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取向。《十七条协议》是西藏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在尊重和确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内约法”。［1］但这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的。因此，《纽约时报》众多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文章中，关于《十七条协议》的报道只有1篇，而大量的关于西藏的报道则集中于阐释美国政府的立场：诸如中国政府“入侵”西藏、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对印度边境安全构成“威胁”等。

　　第三，冷战思维及西藏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是美国媒体关注西藏政治局势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数十年来，英、美等国先后插手中国西藏事务，一个重要的缘由即西藏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将苏联在西藏的影响看成是两大阵营争夺势力范围的巨大威胁：“苏联的影响范围将扩展至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苏联在西藏间谍活动的报道显示，西藏已成为苏、中共产主义向印度扩张的可能踏脚石”，“如果这些情报属实的话，印度将成为未来的受害者”。［40］这些报道反映出，中国西藏已成为两大阵营对峙的重要考量点，因此，美国媒体将苏联的西藏政策解读为是苏联在中亚扩张的重要体现。

　　第四，报道反映了美国印度政策的具体行动目的，即拉拢印度使其与美国合作。1947年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采取中立立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推行平衡外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利用印度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因此，促使印度倒向西方阵营，不仅在两大阵营的较量上有利于西方，更便于美国在西藏的行动。对此，《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述：“中共军队入侵西藏和朝鲜导致了印度对世界冲突形势的重新清醒评估，其结果正如国会辩论及其他方面所表明的那样，印度急剧转向西方民主阵营，与从前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41］

　　［参引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人民日报》2015年4月16日。

　　［2］“Communist Plan to Liberate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Jan. 8， 1950， p.3.

　　［3］“Invasion of Tibet by Mao Held Near”， The New York Times， Jul. 23， 1950， p.14.

　　［4］“Reds Offer Tibet Autonomy”，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2， 1950， p.13.

　　［5］Henry R. Lieberman， “Lhasa Accepts the Suzerainty of Peiping in a 17-Point Pac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51， p.1.

　　［6］梁相斌：《中西方新闻战》，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7］宋月红：《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签订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8］“Invasion of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 5， 1950， p.143.

　　［9］“The Curtain Falls in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51， p.18.

　　［10］Jay Walz， “US May Grant Tibet Recognition in View of Current Asian Situation”， The New York Times,Oct.25， 1949， p.5.

　　［11］Robert Trumbull， “India Reconsiders Her Peiping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9， 1950， p.8.

　　［12］《附件四件》，《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7日； “Text of Indian and Red China Notes on Tibet Invasion”,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1950， p.6.

　　［13］Robert Trumbull， “Nehru Now Sees China in a Different Light”， The New York Times， Nov .5， 1950， p.147.

　　［14］C.L.Sulzber， “Soviet Seen Prodding Mao to Turn Army Southward”，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4， 1950， p.12.

　　［15］Robert Trumbull， “Soviet Maps Tibet Air Bases in Potential Threat to Indi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50， p.1.

　　［16］Robert Trumbull， “Red Road to India on North Outlined”，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3， 1950， p.6.

　　［17］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18］﹝美﹞爱德华·S·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著，邵红松译：《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9］沈国麟：《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0页。

　　［20］“The Tibetan Cabinet Ministe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9， Vol.IX，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1087~1088.

　　［21］陈积敏：《中美围绕联合国“涉藏”议案的外交斗争》，《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

　　［22］“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FRUS， 1951， Vol. VII， pp.1693~1695.

　　［23］Robert Trumbull， “Dalai Lama Stays in Tibet Capital；Lhasa Stops Delegation to Peiping”， The New York Times， Nov. 6， 1950， p.1.

　　［24］Robert Trumbull， “Armistice Appeal by Tibet to Red China is Reported”，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4， 1950， p.1.

　　［25］“Dalai Lama Takes Full Power Today”，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7， 1950， p.6.

　　［26］“Dalai Lama Flees Tibet， Report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6， 1950， p.1.

　　［27］“Dalai Lama Reported Planning to Set up New Tibetan Capital Close to the Border”， The New York Times，Dec .30， 1950， p.2.

　　［28］“Dalai Lama Seeks Red China’s Ter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51， p.1.

　　［29］A.Tom Grunfeld， “Tibet’s Role in U.S.-China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3， 1988， p.A26.

　　［30］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Summer 2003， Vol.5， Issue 3.

　　［31］Hollis S.Lia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 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32］John Kenneth Knaus， “An Uncertain All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ibet”， Harvard Asia Quarterly， Summer 2000.

　　［33］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 (Mathews)， FRUS， 1951， Vol.XII， pp.1610~1612.

　　［34］﹝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642页。

　　［35］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Summer 2003， Vol.5， Issue3.

　　［36］“Tibet Calls on UN to Mediate Strif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1， 1950， p.11.

　　［37］A.M. Rosenthall， ‘El Salvador Asks U.N. Tibet Debat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6， 1950， p.8.

　　［38］“El Salvador Refuses to Withdraw Demand for U.N. Assembly Debate on Tibet Invasion”，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7， 1950， p.6.

　　［39］A.M.Rosenthall， “U.N. Group Shelves Discussion of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5， 1950， p.3.

　　［40］“Cloak and Dagger in Tib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5， 1950， p.10.

　　［41］Robert Trumbull， “India Now Swings Sharply to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Dec.10， 1950， p.1.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程早霞，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10007；曲晓丽，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50001。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