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和大国外交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热点问题，张再、徐行、刘士田等人的论文从总体上论述了周恩来与中美关系，［20］还有学者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美外交的战略思想、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较量、周恩来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的谈判艺术等不同侧面做了研究。［21］由于受到客观原因限制，这些文章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不多。近年来在中美关系上较有分量的文章是李丹慧的《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一文，作者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研究了周恩来如何与基辛格、尼克松进行谈判及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和外交风格。［22］

关于周恩来与中苏关系的研究也是近年来一个热点。沈志华等人根据俄罗斯档案分析了周恩来多次赴苏协商谈判的情况，他还专门研究了周恩来1957年1月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的穿梭外交，分析了其积极作用和不利影响。［23］余湛、杨明伟分别回顾和记述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还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贸易谈判、周恩来与156个援华项目、周恩来与中苏边界谈判等问题。［24］近年来中俄两国学者还通过新披露的史料和当事人的访问记录，澄清了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一些史实。［25］

进入新世纪，关于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的回忆和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类：一是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的整体研究；二是中日民间外交；三是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四是周恩来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交往。钱嘉东、王效贤、李海文、孙大力等人的文章属于第一类中代表性的文章，他们全面评价了周恩来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6］对于周恩来倡导的“中日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内多数学者一直持肯定的态度，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27］另有一些中国学者研究了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周恩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与竹入义胜的会晤、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友情的基础等问题。［28］日本学者大泽武司则专门研究了周恩来与日本战犯的处理政策问题。［29］

中英两国从1950年就开始举行建交谈判，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中无处不留下了周恩来的身影。可惜国内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不多，仅有王国学的《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中英关系》一文初步研究了周恩来开启中英建交谈判、签订中英贸易协议、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等项工作，以及陈扬勇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奈外交》一文涉及周恩来处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问题。［30］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遗憾的是专门研究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的学者并不多。2008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个青年学者探讨了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问题。［31］

（三）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中国与朝鲜、越南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对周恩来与这两国和两国政要的特殊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人专门研究了周恩来在朝鲜战争后战俘遣返问题上发挥的特殊作用；有当事人和学者分别回忆和分析了周恩来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32］杨明伟、徐行的文章探讨了周恩来与朝鲜领导人的关系，以及20世纪50年代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的重要意义。［33］

在周恩来与中越关系的研究中，美国翟强教授的论文《周恩来与中越关系》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曾任周恩来越文翻译的梁枫撰文具体记述了从1955年到1975年20年间周恩来为增进中越友谊做的主要工作。［34］

廖心文研究了周恩来与中印边界和中缅边界谈判问题，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的重要外交决策。［35］还有学者和老外交官分别阐述了周恩来为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周恩来与中缅建交、周恩来与缅甸华侨问题。［36］印度前驻华外交官白春晖比较了尼赫鲁和周恩来两人的共同点和差异性。［37］

在中国与柬埔寨关系上，研究相对薄弱，现只有回忆周恩来对西哈努克给予支持、促进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团结合作的文章，［38］研究周恩来与红色高棉关系的成果目前还没有。

在中国与非洲关系上，周恩来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十国的访问和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成为研究的重点。针对前些年外国学者提出周恩来此行除了与突尼斯建立外交关系之外，并没有取得太多外交成果的观点，［39］中国学者对这次访问给予高度评价，还有学者提出周恩来是中非友好关系的奠基人的观点。［40］坦赞铁路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当年参与此项工作的外交官撰文回忆了坦赞铁路的决策与修建过程以及周恩来精心安排派遣援助队伍、访问坦桑尼亚、病重期间仍挂念坦赞铁路修建的情况。［41］还有博士在论文中专门研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问题，其中涉及对周恩来作用的评价。［42］

虽然拉丁美洲国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起步最晚，但周恩来仍很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是第一本专门记述周恩来与中拉关系的作品。［43］作者记述了1952年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培养西班牙语人才、周恩来为中国与古巴建交所做的工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周恩来抱病会见拉美国家访华代表，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中国与巴西建交谈判的情况。遗憾的是该书只是一本纪实性作品，这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性论著至今鲜见。

（四）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其他问题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出席的两次大型国际会议，学者们对此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李海文、熊华源等中国学者分别研究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及解决朝鲜问题进行的努力、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周恩来与英国代表接触的情况、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出的和平外交思想、周恩来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外交风格等问题。［44］俄罗斯学者科罗廖夫分析了中苏两国围绕日内瓦会议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分歧。［45］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全面研究了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阐明周恩来自始至终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46］但总的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就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但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近10余年来仅有个别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为拓展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周恩来的外贸思想。［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