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史研究》（11BDJ019）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注重引进国际减贫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同时，中国政府在领导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创造了被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的减贫经验，并通过多种方式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背景、政策依据、内容方式、贡献影响等问题，分析中国政府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深化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这种交流与合作的大规模开展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

　　（一）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扶贫开发始于1980年，其标志是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帮助经济不发达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以及其他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1983年，中央财政又设立了“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支持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陇南10个高寒阴湿特困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发展农业生产。198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在贫困地区实施以工代赈建设项目，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中国政府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全面启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放缓，这是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地域偏远、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对这些地区进行扶贫开发的难度较大。针对这种情况，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于4月15日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了在20世纪最后的7年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国家扶贫开发资金投入总量相对不足，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二是扶贫开发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1］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的援助、积极扩大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完全必要的。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对立的逐渐消除，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1992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号召世界各国采取行动消除和缓解贫困。1995年3月6 ~12日，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增加社会融合，这是联合国成立50年来首次举行的有关世界发展问题的最高级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并确定1996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与会的118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另外6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的《宣言》就解决贫困、失业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做出了10项承诺。［2］《行动纲领》提出了一些政策、行动和措施，以实施《宣言》所阐明的原则，并履行其中的承诺。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发达国家开始调整对外援助战略，更多地关注贫困问题，把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和消除贫困作为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中国贫困地区的对外开放，更广泛地寻求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二）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政策依据

　　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的援助，积极开展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在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同扶贫有关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让国际社会及海外华人了解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扶贫工作。要积极扩大和发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方面的合作，广泛地争取对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支持”。［3］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文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例如199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充分利用目前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缓解贫困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发展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广泛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扶贫开发的援助和支持”。［4］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再次强调要“继续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援助性扶贫项目。为保证其顺利执行，国家适当增加配套资金比例，对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可以全额配套。要根据贫困地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外援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还贷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不同方式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扶贫开发的帮助和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借鉴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整体效益”。［5］

　　201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式，创新机制，拓宽渠道，加强国际反贫困领域交流。借鉴国际社会减贫理论和实践，开展减贫项目合作，共享减贫经验，共同促进减贫事业发展”。［6］上述文件不仅强调扶贫开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手段，而且为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在扶贫开发领域同中国政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国际组织

　　在扶贫开发领域同中国政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组织从性质上看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国系统机构；二是英国国际发展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国际双边发展援助机构；三是联合国所属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区域）金融机构；四是国际行动援助、米索尔基金会、全球基金、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世界宣明会等国际民间组织。由于这些国际组织性质不同，因此其对华扶贫开发援助的资金运作方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主要是提供无偿发展援助；国际（区域）金融机构以贴息或低息贷款及普通商业贷款为主；国际双边发展援助机构多为无偿技术援助，但同时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资金配套。

　　最早参与中国扶贫开发的是联合国所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1981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农业部合作，在黑龙江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8个县（市、旗）的31个乡（场）启动实施了中国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随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相继参加到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国际双边发展援助机构是在1986年中国扶贫开发全面开展以后陆续在中国实施扶贫开发项目的。例如，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于1987年开始支持中国贫困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开发项目，并于1988年开始每年支持若干小型扶贫项目；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1988年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粮援项目，内容包括人畜饮水、节水灌溉、水土保持及修路、架电等基础设施建设。1990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对中国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1992年联合召开了中国贫困问题国际研讨会。从1995年起，世界银行连续在中国贫困地区实施多个重大援助项目，它是与中国政府合作项目最多、合作资金规模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民间组织绝大多数是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以后开始参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目前，已有50 多个国际组织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参与了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

　　二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在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项目，对扶贫开发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加强扶贫开发机构能力建设，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援助。

　　（一）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在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项目，推动减贫事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在贫困地区实施的扶贫开发项目主要有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和试点（示范）项目两大类：

　　1.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

　　综合性扶贫开发项目以自然条件恶劣、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绝对贫困程度深的区域为目标，项目内容包括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小额信贷、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教育医疗援助、土地与农户开发等。这类项目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贫困农村产业发展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西南绿色扶贫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武陵山区农村发展项目、山西省吕梁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项目，世界银行的西南扶贫项目、西部扶贫项目、秦巴山区扶贫项目、山西扶贫项目、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贫困地区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亚洲开发银行的贫困农户参与黄河流域洪水控制项目、山西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国际双边发展援助机构的中德合作山西扶贫项目、中英合作云南环境发展与扶贫项目、中日合作湖南环境与生活条件改善项目、中荷合作安徽霍山双边发展合作项目、中澳合作重庆综合扶贫项目等。

　　2.试点（示范）项目

　　试点（示范）项目是具有专项目标、特定内容，面向特殊人群实施的项目，目的是通过试点（示范）取得更多的经验，以便在全国贫困地区推广。这类项目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综合扶贫示范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贫困与发展试点项目，世界银行的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农村社区滚动发展资金试点项目，中德合作扶贫监测评价体系江西试点项目，中丹合作贫困片区儿童减贫与综合发展试点项目，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中国自然保护区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广西试点项目等。这些综合性和试点（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增加了扶贫开发资金投入总量，缓解了项目区贫困程度，促进了项目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直接投资总额近200亿元人民币，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300多个县，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7］

　　（二）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对扶贫开发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政策咨询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国际社会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前瞻性研究，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科技部农村中心、商务部交流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农村科技扶贫创新和长效机制探索》项目，探讨了农村科技扶贫特派员的资格认证和信用评级体系、贫困乡村信息通信技术中心和示范站的建设、项目省和县建立科技扶贫特派员协会、加强科技扶贫特派员的能力建设、科技扶贫特派员制度的推广等问题。世界银行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协助下完成了《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面临的挑战，强调中国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下推进扶贫开发事业，不能仅着眼于现有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扶贫的行动，既要拓展扶贫政策的覆盖范围，又要不断提高扶贫的目标，改善扶贫的手段和方法，并提出了未来扶贫开发的优先事项。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相关部门合作开展的《中国扶贫政策研究：趋势、挑战和未来方向》项目，探讨了按国际标准重新确定中国的贫困标准，在做好自然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将重点转向人力资源开发，建立一个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并有针对性地结合救助式扶贫的综合扶贫体系，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扶贫体系等问题；《新战略指导下的扶贫规划方法研究》项目探讨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的选定方法，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和国家整体减贫规划的制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在村级扶贫规划中的合作伙伴关系》项目探讨了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扶贫资源的效率；《新阶段中国统筹性减贫战略与政策框架研究》项目探讨了城乡统筹减贫的战略与政策、区域统筹减贫的战略与政策、社区统筹减贫的战略与政策；《具有减排效益的扶贫活动识别与开发》项目探讨了如何识别有减排效益的扶贫开发项目，如何通过扶贫项目最大限度地促进减排和增加减排收益。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制度、政策、机制、模式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加强扶贫开发机构能力建设，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管理人才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合作实施的扶贫开发项目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高度重视扶贫开发机构的能力建设，不仅在项目中设立了机构能力建设子项，而且把机构能力建设活动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例如，中国西南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国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强化扶贫开发机构建设，培养项目管理队伍，提高对扶贫项目的管理水平和对贫困程度的监测水平。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提供发展援助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在参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各个级别扶贫开发机构的能力建设问题，认为扶贫开发机构的能力建设及其强化可以为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和贸易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贸易发展产生的效益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同国内扶贫项目相比，国际合作扶贫项目要求有较长的准备期，在准备期间不断地调查了解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现实需要，对不同的项目活动进行科学认真的设计，经过反复地调整和修改后，最终形成可操作的项目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规范，使项目的运行更加透明，并通过建立系统的监测评价体系，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通过国际合作扶贫项目的准备、实施和监测，提高了项目管理机构的项目设计、执行和监督能力，为项目区培养了一批项目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监测人员和技术人员，这对于严格按照国际合作扶贫项目程序要求执行项目、管好用好扶贫开发资金、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贫困监测水平、改进和创新项目管理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减贫经验

　　中国政府在领导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原则，并努力使国际减贫成功经验本土化，创造了政府主导、社会动员，立足发展、坚持开发，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等基本经验。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广泛认同。2004年5月，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在上海市召开全球扶贫大会，来自1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交流国际扶贫经验，提出新的扶贫举措，推动全球扶贫事业的发展。全球扶贫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扶贫经验的肯定。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驻华系统在每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探讨国际减贫的形势和问题。2007年，中国政府还组织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推动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减贫合作，加快减贫进程，促进区域的发展、稳定与繁荣。2010年，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举办了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强调通过“在变革中求发展”的方式削减贫穷，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的进程。“近年来，中国政府共完成了40多项国内外扶贫理论与政策研究……举办了上百次减贫方面的高层对话会、研讨会、名人论坛和双边互访减贫交流，与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签订减贫合作协议或共建减贫合作中心，在扶贫领域的交流逐步深化。” ［7］

　　（五）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合作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进行业务培训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合作举办的减贫援外培训项目主要是通过国务院扶贫办下属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来主办或承办的。该中心成立于2005年5月，它是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发展援助机构，以“交流扶贫经验、推进减贫进程、组织应用研究、促进政策优化、加强国际交往、推动国际合作”为根本宗旨，致力于总结、研究、交流并推广全球各国的减贫经验，促进国际社会在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减贫领域实际需求的专项培训。2005年12月1~15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首期减贫援外培训班——中国扶贫经验国际研修班，来自27个国家的53名扶贫官员和专家接受了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概况、中国“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中国扶贫开发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概述等。［8］ 截至2010年年底，在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国务院扶贫办等的支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协作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已经为91 个国家的720名学员举办了28期减贫培训班。［9］ 2011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9期减贫援外培训、培训了250人。［10］2012年举办了11期减贫援外培训、培训了225人。［11］2013年举办了7期减贫援外培训、培训了127人。［12］据对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站相关资料进行统计，2014年举办了10期减贫援外培训、培训了283人。［13］培训采取理论讲解、经验介绍、案例分析、实地考察、参与式讨论等方式进行，特别是通过对中国陕西、广西、江苏、甘肃、湖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扶贫移民搬迁、产业化扶贫、退耕还林还草、小流域综合治理、连片开发减贫等扶贫开发项目的考察，不仅增加了学员对中国减贫经验的理解，而且提高了其理论水平和政策设计能力。

　　（六）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进程

　　一是医疗卫生项目援助。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澳门乐善行于2007年5月联合启动了“非洲地区贫困母婴援助计划”，通过援建医院、捐赠医疗设备、派遣医疗队和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等方式提高非洲地区贫困母婴的保障水平。第一个受援的非洲国家是几内亚比绍。2007年和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澳门乐善行分两次向几内亚比绍共捐赠了价值750万元的物资，其中包括救护车、婴儿保暖箱、轮椅等，用于几内亚比绍贫困母婴的医疗救助工作。［14］2010年1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苏丹民间慈善组织比尔特瓦苏签署了《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协议书，并于当年3月向比尔特瓦苏捐赠了一批医疗物资。2010年11月，

　　中国石油（尼罗河）公司捐资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启动《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第一期中苏阿布欧舍友谊医院的援建。2011年7月，中苏阿布欧舍友谊医院竣工，标志着中国首家民间组织跨出国门实施公益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15］

　　二是科技扶贫项目援助。例如，作为中国多边援助项目的菌草技术培训，仅在1995~2005年就成功举办了13期培训班，来自54个国家的299名学员在华参加了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的学习。巴西、泰国、孟加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学员回国后建立了菌草技术实验室、培训示范基地，开始了利用菌草栽培食用菌、药用菌的适应性研究和开发工作。［16］

　　三是建立减贫示范基地。例如，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坦桑尼亚政府计划委员会合作在坦桑尼亚莫罗戈洛省基洛萨县鲁代瓦乡佩雅佩雅村组织实施的农村社区发展示范项目，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村级示范项目，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坦桑尼亚政府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实施。项目内容包括种植示范、养殖示范、小型加工示范等，项目目标是在坦桑尼亚实地实践和示范中国通过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减贫的经验，为坦桑尼亚乃至非洲提供如何学习中国减贫经验的实践案例，并使之成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东部非洲社区减贫中心的实地交流平台。［17］

　　三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援助出现了一些困难和不利因素，同时，也存在一些机遇和有利因素。对此，中国政府必须在总结以往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援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策略予以应对。

　　（一）中国政府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扶贫开发面临的困难

　　2001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按当时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18］ 2012年8月15日，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9%的增速。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0.1%。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19］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纷纷对其援助中国战略做出调整，从总体上减少或停止了对中国扶贫开发的援助。例如，世界银行于1999年7月停止对中国提供软贷款，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5年年底停止了对中国长达25年之久的无偿粮食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对华援助核心资金在2006年以后也逐步减少，2010年德国停止对华传统的货币形式的无偿援助，2011年澳大利亚和英国宣布结束传统对华无偿援助，2013年加拿大决定取消对中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1996~2000年，中国扶贫领域总共利用各类外资8.4亿美元，至2011年7月，这个数字下降到5.6亿美元。［20］

　　（二）中国政府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机遇

　　虽然国际社会从总体上减少或停止了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援助，但是，中国政府继续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也存在一些机遇和有利因素：

　　一是消除和缓解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消除和缓解贫困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消除贫困日”、“国际消除贫困年”、第一个“国际消除贫困十年”（1997~2006年）和第二个“国际消除贫困十年”（2008~2017年）的确定，以及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的到2015年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反贫困的共同认识，宣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美国政府人口普查局曾公布了一组数据，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是15.1%。“而按照中国政府新的扶贫标准，贫困发生率13.4%，有人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美国的贫困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万美元，大约每人每天收入15美元。中国新的扶贫标准与美国标准不能简单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也还不到美国的1/10，排全球九十多位。”尽管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21］因此，中国财力的增长还难以完全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对扶贫资金的需求，中国仍需要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二是主要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仍把减贫作为对中国援助的重点领域。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目标是通过支持创新来实现平衡增长、性别平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为减少中国的贫困做出重要贡献，其对华项目援助的重点之一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减少贫困。世界银行把支持中国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帮助中国解决贫困群体和落后地区的需要作为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继续将减缓贫困作为对中国援助的首要目标和首要任务。亚洲开发银行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目标是通过促进可持续的、有利于扶贫开发的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减少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中国政府继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的资金援助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了中国政府扶贫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系统和相关组织机构具有较好的项目执行能力，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以往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为中国政府继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扶贫开发的援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政府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扶贫开发的对策

　　面对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扶贫开发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中国政府要在总结以往争取外资扶贫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务实的策略予以应对：

　　一是要制定争取外资扶贫的长远规划。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对华援助重点、领域、方向和政策的变化，根据国家利用外资的总体规划及国内相关部门对引进外资的具体规定，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以及国内扶贫资金供给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争取外资扶贫的长远规划，明确外资扶贫的目标原则、工作重点、范围内容以及总体要求等问题，为争取外资扶贫工作提供纲领性的文献。

　　二是要拓宽争取外资扶贫的渠道。除了要继续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边国际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区域）金融组织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援助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利用双边政府贷款，并通过与国际跨国公司、国际慈善机构等开展积极合作，为贫困地区引进外资扶贫项目。

　　三是要扩大外资扶贫的领域和内容。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让外资扶贫项目服务于中国整体的扶贫开发工作。围绕着解决贫困地区建设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积极利用外资开展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项目，例如，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环境恢复、地方病防治、特困群体能力建设、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项目，不断拓展外资扶贫的范围、领域和内容。

　　四是要推动外资扶贫的制度创新。注重引进国际社会推广的全面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先进理念，借鉴国际社会创造的多部门综合扶贫、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制定村级扶贫规划以及科学的评估监测等成功经验，探索国际民间组织参与中国政府扶贫项目、国际民间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合作实施扶贫项目、国内志愿者参与外资扶贫项目、外资扶贫项目推动贫困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积极推动外资扶贫的制度创新。

　　五是要探索外资及外资与内资混合使用的新模式。按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22］积极探索把各类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贷款和赠款混合使用以及把国外贷款和赠款与国内财政扶贫资金捆绑使用的新模式，保证各类扶贫资金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重点村及重点项目倾斜，最大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参引文献］

　　［1］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开创我国扶贫开发新格局——西南和秦巴山区世行扶贫项目工作概述》，《地球信息》1996年第1期。

　　［2］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概况》，《社会工作》1995年第3期。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9页。

　　［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5~1886页。

　　［6］《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日。

　　［7］《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7日。

　　［8］《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首次举办援外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05-12/01/content_115038.htm，2015年1月15日。

　　［9］《范小建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gzdt/2010-12/21/content_1770073.htm，2015年1月15日。

　　［10］《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2》，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527页。

　　［11］《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3》，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560~563页。

　　［12］《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4》，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548~551页。

　　［13］ 《主要业务·培训》，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http://www.iprcc.org.cn/Home/Index/skip/lid/7.html，2015年1月15日。

　　［14］《中国扶贫基金会再向几内亚比绍捐赠几百万元物资》，广东新闻网，http://www.gd.chinanews.com/2011/2011-06-19/2/119770.shtml，2015年1月15日。

　　［15］吴文斌：《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国际合作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0709/c83083-18469768.html，2015年1月15日。

　　［16］杨金发、童长水：《我国菌草技术培训惠及 54 国》，《农民日报》2005 年11 月10 日。

　　［17］《中国农大人发学院设计并执行的首个非洲村级减贫学习中心在坦桑尼亚揭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 http://www.cpa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FPB/fpyw/201208/180980.html,2015年1月15日。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日。

　　［19］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国经济导报》2012年9月18日。

　　［20］《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中国与贫困抗争之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7/12/c_121657191_2.htm，2015年1月15日。

　　［21］《扶贫标准上调至2300元　比2009年标准提高92%》，《人民日报》2011年11月30日。

　　［22］刘坚：《大力推进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53/16714/1471086.html，2015年1月15日。

　　［收稿日期］ 2015-02-15

　　［作者简介］ 韩广富，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30012；何玲，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30012。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