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也展开了越来越全面的观察和研究。这种观察与研究大体上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本文就有关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综述。

　　一、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对比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所采取的不同战略时就已提出。1993年4月，美国学者乔·克莱因在分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就把“渐进性改革”列为首位，并把它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对置起来。他认为，中国的过渡时期模式要比俄罗斯的任何尝试复杂得多。邓小平逐渐将经济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先是鼓励农民为了致富去种地，然后又吸引外商投资轻工业，由此带动广东等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进程而不是“休克疗法”。参见乔·克莱因：《为什么中国做得更好》，美国《新闻周刊》1993年4月12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3年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循序渐进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战胜了苏联集团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是在1978年开始使经济转入市场进程的，有人认为，循序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经验使人们对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种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了世界上经济最有生气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改革计划是循序前进，而不是实行休克疗法，虽然没有总的计划，但是，初步改革所产生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参见法新社日内瓦1993年9月14日电。

　　俄罗斯“政权属于人民”竞选联盟领导人雷日科夫在1995年访华后说：中国是逐步改变经济结构和各种所有制的比例，中国的价格现在90%是市场定的，但10%由国家严格控制，这一比例是经济改革15年后的结果。在中国根本找不到俄罗斯那种私有化。中国的改革是慎重、循序前进的，现在中国人人都牢记的三点是发展、改革和稳定。发展是全国人民心向神往的目标，改革是手段，稳定是两者的条件。中国从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增强国力对立起来，正因为这样，人人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人都在逐步改善生活，国家则蒸蒸日上，进入世界经济的前列。所以，即使是批判地吸取中国的经验，也应当学习这几点：改革的渐进性、保留国家调控、对居民的社会保护。参见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

　　1995年英国《中国季刊》冬季号也发表了一批文章，称赞中国改革道路渐进特色的做法。例如，美国学者安德鲁·沃尔德在《中国的过渡经济：对其意义的解释》一文中说：中国改革的方法是渐进的和灵活的，包括制度和政策的演变。中国没有迅速地一下子放开物价、取消国家补贴、实行货币可兑换。中国相当引人注目地否决了“大放手”的建议，即反对立即取消物价监督、补贴，以及对外来竞争和投资的限制，反对通过出售或直接分配国有资产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美国的托马斯·罗斯基则在《中国改革经验的透析》一文中指出：与俄罗斯对比，中国近期的经验表明，渐进改革确能将经济混乱减至最低，并较早收到经济效益增大的成果。即使公布的数字夸大了中国的经济成果以及东欧和苏联所受的损失，但改革活动表现的对比，是明确无误的。

　　1998年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亨利·朱撰文说：同北京过去崇拜的偶像不同，它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发展面向市场的经济，在今天全球陷入经济动乱之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评估对自由市场的看法，这时，中国模式看起来是十分明智可取的。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16日。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则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性战略同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渐进或纯粹进化这两者区别开来。他说：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考虑明显地表现在它的改革开放政策上，中国的理论否定了把改革归结为渐进或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背离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质的纯进化法，提出了新的思想，即改革是一场革命，它将根本改变社会各阶层以及个人的处境，促进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群众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参见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00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