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欧洲发展道路的属性在于其资本家品质。“这种品质不是由资本家的组织机构决定的，而是由．国家权力对资本的关系决定的。”资本家的财富供给政府，扩充收人基础，弥补战争开支，从而使得商人与政府同时获益。而传统中国虽然“拥有完整健全的市场经济，而且拥有商人和银行家团体”，却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二战之后，在东亚地区实际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专门提供保护和追求地区性及全球性政治权力，而它的东亚附属国只进行贸易和追求利润。这种政治交换关系对促进日本不同凡响的经济扩张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获得了广大海外华人的支持。实践证明，这种支持“远比中国政府对美国、欧洲、日本公司实行开放政策更有效果”。20世纪整个80年代，“外资需要中国远远甚于中国需要外资”。

　　此外，中国乡村经济传统的振兴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乡镇企业对改革的成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们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没有大量增加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收入；乡镇企业进人市场，给全国增加了竞争压力，使得所有城市企业改善业绩；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减轻了农民的财政负担，对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通过将利润和租金再投资，乡镇企业扩展了国内市场，创造了新一轮投资的条件、工作岗位、劳动分工。“这种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这种模式强烈地倾向于使用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

　　总之，海外华人与农民是中国的两大重要资源。海外华人提供了整合地区及全球经济的高度有效的手段，内地农民使得中国得以复兴其市场经济传统却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之路。“即使这两个传承性资源不是中国经济‘奇迹’仅有的因素，那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大型供应商，书中认为是“一股正在增长的抗衡巨型零售商的力量”。“许多工商管理理论都强调巨型生产设备时代已经结束”，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等地却出现了一些巨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经营着大型工厂，工厂与消费品零售商及品牌制造商签订贸易合同。“这种趋势很可能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内部组织权力的巨大转移。”

　　美国自食新自由主义苦果：怪不得他人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劳工的影响二书中认为西方所谓中国“偷走了美国人工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中国并不是唯一让美国人失去工作的国家。在全球生产方面，越南和印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且加拿大和墨西哥仍然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斯蒂芬妮·卢斯（Stephanie Luce）和艾德娜·波尼思科（Edna Bonacich）提出，美国今天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怪不得别人，而是美国实行自由政策的结果。“克林顿及其他政策制定者都认为自由贸易会让所有国家受益。自由贸易能够让国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并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获得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所以，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将为美国制造的产品打开一个巨大的新的消费者市场，从而为美国人增加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可以从中国购买到更廉价的生产要素，从而使得这些企业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变得更有竞争力。”

　　斯蒂芬妮·卢斯和艾德娜·波尼思科还指出：“大部分美国公司对中国展示出的经济机会怀有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些公司是向中国销售产品还是雇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美国公司都怀有一致的想法。”

　　斯蒂芬妮·卢斯和艾德娜·波尼思科分析称：“西方与中国劳工的关系十分类似于美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中的白人与黑人劳工的关系。这两种情况有着共同的结构：第一，资本家雇用两种劳工，但两种劳工的雇用条件不同。第二，两部分工人阶级对对方的看法不同。处于优势的工人阶级倾向于认为对方具有威胁性，而处于劣势的工人阶级则将对方看做伙伴。第三，处于优势的工人阶级试图通过阻止资本家雇用处于劣势的工人而达到保护工作与生活水准的目的。”

　　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已经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出现在全球经济体当中。美国许多观察家怀着敬畏和害怕的心情，注意到了中国的快速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劳工队伍以及低工资水平。不变的是，中国的规模与政治经济使其具备条件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投资场所。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确实会对全世界劳工的工作条件产生影响。”但是，作者认为“美国VS中国”这种框架无助于理解组织的动态变化或可行战略。正确的选择是“美国工会必须寻找方法与中国劳工建立联系并相互支持”。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要求游戏规则的大幅变化。“而唯一的实现途径就是发展社会权力以迫使其改变，全球劳工可以而且必须是行使这种权力的主要一方。”

　　总体来看，书中作者们没有采用“中国威胁论”的简单粗暴态度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试图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内在要素来解读中国的发展成就，努力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西方学者分析中国问题时那种“雾里看花”的毛病在该书中依然难免，个别论断和用语的荒唐在中国学者看来或许只会哑然一笑。但不管怎样，对于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学者应该严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