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沟通渠道问题
周恩来表示:“既然基辛格已以总统特使名义来华自由交换看法,我们愿意继续以这种方式自由交换看法。但在第三国进行这些沟通,无论我们如何小心,都难以保密。” [5](pp.408~409) 基辛格表示完全同意。双方最后商定以巴黎作为直接沟通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中方代表是驻法大使黄镇,美方代表是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基辛格表示将通过巴黎渠道向中方递交一些不署名的文件,遇有重要问题,他本人将在巴黎亲自拜会黄镇大使。
(七)关于尼克松访华公告问题
关于尼克松访华时间,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来访,中国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中国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5](pp.437~439)综上所述,除尼克松访华公告外,此次会晤虽然未达成其他协议,但是通过坦诚的交流和 交锋,中美两国了解了彼此的利益关切、立场观点,为随后尼克松的成功访华奠定了基础。
三、中美首次高级会晤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基辛格与周恩来的此次会晤是历史性的。因为,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平等地坐在一起 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当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来说,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却是非常重要、可贵的第一步。中美双方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来华之前,基辛格认为中国是“神秘之国”,自称此行是“波罗1号”,寓意此行可与700 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相比。对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的基辛格在会晤结束后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此次访华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秘密使命。他在结束与周恩来的会谈时说:“我想,我们做了历史性的工作。我希望我们为中美两国人民合作和友好的新关系奠定了基础。”“我带着希望来,带着友谊离开。” [5](pp.451~452) 他在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写道:“我这两天在北京的访问是我任职以来最有探索性、广泛性和最为重要的会 谈”,会谈促成了“您和毛泽东的首脑会晤”,“非常详尽和坦诚的谈话涵盖了我们两国间的主 要问题”,“这可能会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已经为您翻开历史的一页打下了基础”。他清醒地认识到,“但是我们对未来不能存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和 多年的分裂。在首脑会议之前和期间,他们在台湾和其他主要问题上将立场强硬。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证明是不可改变的敌人。我对这些人的判断是,他们是意识形态化的,对他们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主要关注自身安全,这使得在其原则框架内,在与他们打交道 时极其谨慎,值得信赖”。他预计,“我们现在开始的进程将给全世界带来强大冲击波。它将 使苏联恐慌,导致深刻敌意。它可能动摇日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它在台湾可能导致动荡。它也将对我们其他的亚洲盟友造成极大影响,如韩国和泰国。它将提高在印度业已存在的敌 视。”他表示,当决定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时,就已清楚这些风险,也清楚无其他替代办 法,不能再孤立占世界1/4的最能干的人口和历史成就巨大、未来潜力无穷的国家了。 [7]
尼克松总统对基辛格的访问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对基辛格的报告作出批复:“你 报告的会谈是你白宫经历中最集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从事这个事 业,你的访问将作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外交成就载入史册。你回来后,我计划放你一天假,以补 偿你为国家所作的最好的服务,这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请转达我对代表团成员的感激,是他们卓越的努力取得了这个成绩。”[7](footnote 2)
周恩来也指出:中美关系的恢复“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也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8] 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就会引起世界震动。[1](p.165) 此后的事实果然如此。
中美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于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华盛顿时间7月15日晚10时30分)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宣布。全世界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苏联领导人对此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曾一直与美方进行秘密谈判,他在回忆录中说:“苏联领导人万万没有想到,尼克松竟决定先访问中国,苏联人感到自己无可奈何地听任 美国人和中国人击败了自己”。[9]日本受到了冲击,加快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台 湾对此深感震惊,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形容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10] 这个公告对各国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态度也有重要影响。10月25日,第26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 2758号决议。由此,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两年之内,新承认中国的国家迅速增加,1971年为15个,1972年为18个,掀起了新中国建交的第三次高潮。
[参引文献]
[1]《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2]《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6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3]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July 1,1971, FRUS,1969~1972,Vol.,17,pp.354~357.
[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1971, FRUS,1969~1972,Vol.,17,p.362.
[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1971, FRUS,1969~1972,Vol.,17,pp.413~414.
[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1,1971, FRUS,1969~1972,Vol.,17,p.406.
[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July 14,1971, FRUS,1969~1972,Vol.,17,pp.453~455.
[8]唐龙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 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9]转引自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10]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