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是第二个重要问题。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是除台湾问题之外另一个作了书面准  备的问题。他保证，美国确实想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正像你们以前提出的那样，准备从  越南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军队确定一个日期。但是美国需要一个与我们的荣誉和自尊相一致的  解决方案”，否则，“战争将会继续下去，会产生你们自己已经描述的结果，不管对我们的利益如何，可能又会打断我们改善关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及其他  可能发生的行为从来不是直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但会对我们的关系产生我们很想避免的  不幸后果”。他坦率地说，美国判断，其中一个困难在于他们从世界和平角度看问题，而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只有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即印度支那。他说，我知道河内疑心很重，他们  害怕在谈判桌上失去在战场上获得的东西。他们害怕被欺骗甚于被打败。他们认为在1954年  他们已经被骗了。但是，“我想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实现和平后，我们在10000英里之外，而他们还在那里。因此，实现他们想保持的和平也是我们的利益。我们不想战争重起”。他说，我代表总统提出以下几点:确定从越南完全撤军的日期;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应该在整个印度支那实现停火;应该释放所有战俘;应该遵守日内瓦条约。河内代表的回应有积极方面，但是也有两个消极方面:一是河内要求最后期限定在1971年12月31日，这个期限太短了;二是他们要求美国必须为战争支付赔款，为了荣誉，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条件。和平实现后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但不愿将此作为和平的条件。此外，北越不仅要求我们把推翻西贡的现政权作为和平的一个条件，还反对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一旦美国撤退，北越必然进攻南越，我们将再次被拖入战争。他表示:“我们不在印度支那谋求军事基地或军事联盟，我们将不在印度支那寻求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我们愿意单独或与你们一起对此作出保证，无论你们更喜欢哪一种。总统要我告诉你们，我们相信和平时机已经来临。用不着由我们来告诉你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认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将加快我们关系的改善。不论你们做什么，我们准备在这场冲突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撤走与这场冲突有关的我们在台湾的那部分部队。  我提及此事不是作为一个条件，而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个信息。”［5］（pp.372～376）　

　　　 周恩来表示:“谢谢你相当系统地告诉我们你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之间有个  共同点，即都钦佩越南人民的伟大和勇敢。我认为越南人民感到他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中被骗了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共识，讨论就比较容易了。”他说，“我们对解决越南  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态度有两点:第一，所有美国军队和跟随美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的外国  军队都要撤走;第二，应该由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来决定各自的命运。至于他们选择什么政治制  度，由他们自己决定。只要那里没有外国军队，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5］（p.379）

　　　　  接着，周恩来问了基辛格几个细节问题。他问:美国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军事顾问与军事设施吗?基辛格答:我们准备在规定期限内撤出成建制的部队和所有军事设施，但是顾问要呆长一点时间。我们愿意对顾问数量设  定上限。周恩来又问:追随美国的其他国家军队怎么办?基辛格答:他们也将与美国成建制的  部队同时撤出。周恩来再问:如果美国部队能和平地回家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军队撤走后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还留下罪恶根源，越南人民再度陷入痛苦深渊和屠杀，内战还将继续。基辛  格答:我们首先应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第二，在印度支那的所有力量应作出合理努力解决彼  此分歧。第三，我们不是小孩，历史不会停留在和平协议签订那天。如果当地力量再度发展，  没有得到外部力量帮助，我们不会又从10000英里之外赶来。周恩来说:如你刚才所言，你们希望体面撤退。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完全地撤出所有军队，把问题留给印度支那三  国人民来决定，不管他们用什么途径解决，这是撤出印度支那最为体面和最为光荣的  办法。 ［5］（pp.380～381）　

　　　 周恩来强调:“如果你们在那里还留下‘尾巴"——专家和顾问，你们还要保护他们，历史将重复。当然，历史从来不会自己重复，如果战火重燃，结果会更糟，你们会更不受欢迎。你提到‘难以计算的后果"。这些后果对印度支那人民并不难以计算，仅仅对美国人民难以  计算。”　 ［5］（p.406）　

　　　  （三）与日本和苏联等大国的关系　

　　　 周恩来表示，“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再一次被包围。你们可能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  北地区，你们占领长江以南地区，长江和黄河之间以东地区留给日本。日本过去对山东和青岛有兴趣，对上海也有兴趣。”　［5］（p.403） 他说，在我们看来，目前，日本军国主义正在重起，这正受到你们两国1969年声明的鼓励和支持。日本第四个国防计划的总额是160多亿美元，前三个国防计划的总额才100亿美元多一点。日本拟建设的国防能力远远超过其自身需要。 ［5］（pp.406～407） 基辛格表示:“我们认为日本必须有自卫能力。我们不鼓励，而是反对任何的日本军事扩张。我认为，在大国关系领域，我们和你们的利益是平行的。如果日本实行军事扩张，我们将反对。关于苏联的目的，与一些美国朋友的观点相反，我不排除苏联军事冒险主义的可能性。但从根本上说，那是你们和苏联之间的问题。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本届政府，也可能在任何  一届政府，不存在你描述的美国、苏联和日本联合起来瓜分中国的可能性。我们面临许多潜在的侵略国家。从我们的利益出发难以想象，即使从最自私的动机看，鼓励一个超级大国毁坏另一个国家，甚至与它合作。特别是在台湾问题解决后，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5］（p.422）　

　　　  （四）南亚次大陆　

　　　 1970年12月，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大选，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针对这一局势，周恩来指出:“如果印度不顾世界舆论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如果  印度挑起事端，我们不能坐视不管。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会见印度代办时，他建议我们迅速交换大使。事实上，这本来已经实现了，我们准备现在就做。他们要求我们首先派出大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在全世界散布谣言说他们将寻求与中国谈判，实际上没有。在尼赫鲁任期的后期我们对此已有领教。当然，当人们谈到南亚次大陆时，主要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在那里也有一部分。你说你们迫使印度不要挑起事端。我们也相信你们愿意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同意你们的观点，建议印度不要挑起事端。否则，印度将成为受害者。”［5］（pp.407～408）基辛格指出:“关于南亚局势，我们与你们的分析没有太大差  别。当然，我们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与其他国家一起，我们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自1965年，我们就没有再向印度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与东巴基斯坦有关的是，我们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给难民。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为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如果印度  在东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强烈地公开地表示反对。我们绝不鼓励印度采取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冒险。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将我们的援助间接用于此目的。”　 ［5］（p.423）　

　　  （五）军备控制问题　

　　　 周恩来明确告诉基辛格:“中国政府完全反对苏联政府关于五个大国开会讨论核军控的提议。因为他们正设法套住我们。我们没有参加1963年的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也没有参加此后的外层空间条约或协议，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与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即我们提倡的完全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有人问我们，既然我们坚持这个立场，我们还在试验核武器。坦率地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反对某些大国的核讹诈。中国所有的核试验都是在必要和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绝不进行无节制的核试验，每次核试验，我们都声明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的建议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上达成协议，作为第一步，应在不使用核武器上达成协议。想套住我们是没用的。苏联有这个计划。关于美苏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指出，我们不知道会谈的内容，但是，我们只了解其中的一个内容，那就是你们的  国防预算每年都有增加，因此，结果是你们一面在谈裁军问题，一面却在增加军备开支，这种做法使得世界局势变得更加不安宁，更加动荡不安。对军控问题，我不准备，不想进行详细讨论。”［5］（p.408）基辛格表示:理解周恩来的观点，理解中国不参加五大国会议的立场，“我们自己  想对此作出缓慢反应。因为其他国家的压力，我们也许在原则上会接受，但要花许多时间来作准备，我们不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压力。”［5］（p.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