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松内紧：”五反”后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重构之困境

　　针对“五反”衍生的劳资关系失衡及“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经济萧条景象，上海市当局遂根据中共中央“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负起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转向发展生产的领导责任”的指示，着手“迅速调整劳资关系，以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五反”一结束，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和市总工会即召开劳资两界代表会议，就各自实情进行具体的政策教育，引导劳资双方发展生产。如对劳方着重于“团结、协助、督促资方搞好生产”的思想教育，通过举办训练班和政治讲座等形式，发动职工用回忆、对比、算账办法总结“五反”收获，以其切身体认“五反”目的，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清除“五毒”行为，更好地发挥资本家的政治经济作用。同时，向工人明确说明：今后劳资关系须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行劳资两利，资本家在工人监督下执行“三权”。而对资方则强调“五反”的目的和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要去“五毒”努力生产是有前途的，并阐明政府将按“退补生产两不误”方针及“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原则，核实退款补税，而退补确有困难的可分期偿还，或用记账方式予以照顾。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普遍召开以生产为中心的劳资协商会议。这是上海市当局重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又一举措。其目的是使私营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改变“五反”后资本家的孤立境遇，“从而建立起正常的正确的新的劳资关系”。为此，上海私营厂店的工会组织纷纷与资本家召开劳资协商会议，且多以生产为中心议题，据提篮区39个厂的统计，生产提案占50％以上，老闸区则达79％。正是在工人的团结协商下，不少资方亦纷纷将账外资财入账，增加企业经营资金。永大染织厂、海龙毛纺厂、奚顺兴皮鞋店等资方皆自愿将所存金条和逃避资财拿出扩大生产。无疑，这对稳定“五反”后紧张的劳资关系颇有裨益。

　　在动员劳资双方协商生产的同时，上海市当局还注重扶持私营企业恢复生产，这是“稳定劳资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⑤。其措施主要有：(1)扩大加工订货、贷款和收购。如5月份新增加工订货的中小工厂就有4288家，其后又降低私营企业贷款利率20％至50％，举办10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使l500多家厂商获得周转资金。(2)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如5月下旬，在华东贸易部、上海市工商局联办的城乡物资交流会上，上海共购销工业品分别为6448亿元和5544亿元，其中私营厂商就占了54％和46％。

　　正是在上海市当局与劳资双方的互动下，上海私营企业生产至6月底已基本恢复正常，劳资关系亦“由紧张而缓和，进入相对稳定”。不过，这并不说明“五反”后失衡的劳资格局得以扭转，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真正重构。不可否认，上海市当局的上述措施对改善“五反”后紧张恶化的劳资关系不无意义，但我们不能高估其整合实效。此时劳资关系是表面稳定，实则是外松内紧，而这与“五反”后中共劳资政策的转向密切关联。如果说在“五反”结束之初，中共仍牵就于经济领域力量对比而不得不教育工人向资方让步以恢复生产的话，那么“五反”运动后期生产恢复后，其劳资政策则明显呈现出“袒劳抑资”的特点。这是由其需要动员工人这个阶级主体大力支持以实现对私营企业监督的政治方针所决定的。诚如赖若愚1952年7月在大行政区工会主席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所言：“劳资关系实际上是外松内紧。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工人情绪低落，‘五反’运动中夺得的阵地就不能很好地巩固，更谈不到对资本家的监督。所以今年后半年，应系统地解决‘五反’以后劳资之间的遗留问题(主要是工资、工时、福利问题)，巩固私营企业中的阵地，为实现监督做准备。”

　　于是，随着1952年下半年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由“团结、利用”为主到“限制、改造”的迅速转变，社会转型也愈趋深入，上海劳资关系的外松内紧状态便进一步凸显，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重构亦更艰难。通过检视这一社会转折时期上海劳资政策的实践，以及劳资双方的应变，我们或可}同悉其重构困境的症结所在。综观此时上海劳资政策的基点，主要包括对资方强化国营经济领导及工人监督生产两方面：

　　(一)强化国营经济领导。这主要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贷款和收购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外部支配。据统计，l952年上海国营企业共投放加工订货、收购资金15万余亿元，占私营资本营业额的58％。另据上海市委调查，l952年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在全市私营营业中的比重已达59．5％，而“国际贸易与金融阵地亦基本上为我控制”。处此境遇，上海私营资本对国营经济的倚赖自然就愈益加深，“一旦国营公司减少收购订货，它们便惶惶不可终日”。

　　(二)实施工人监督生产。为稳固“五反”后工人的阶级领导地位，由内部控制私营企业，上海新政权在全市700多个大型私营企业建立由党组织、工会和职工等代表参加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为工人监督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还制订工人监督制度，如对国家付给加工订货的资金与原料，实行“专款专用”和“专料专用”，以防资方挪用或盗用。为进一步推动工人监督生产，上海市当局自1952年8月在全市私营企业中又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截止年底，已进行工厂2323家，关系职工27．5万余人。通过民主改革，一些压迫工人、束缚生产力的管理制度被革除，尤其“拿摩温”制度的废除为工人监督的最终确立扫清了障碍。此外，至1952年底，上海还建立l万个职工护税小组，协助政府制止资本家非法经营、偷漏税收等行为。这样工人监督生产的约束机制在私营企业内部初步形成。

　　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上海资本家生产情绪再度低落，他们愈加意识到：国营经济再发展，社会主义终将到来，尤其劳方监督生产，“三权”更无保障，因而多有“早晚要垮”及生产靠工人、贷款靠银行、销路和原料靠国营企业的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资本家对企业经营自然就不事改进，相反却抱着“固有的水让它流”，用增加工资、超额奖金和福利待遇等办法来刺激工人生产，企图在拓殖私利的同时，缓和劳资阶级矛盾，抵拒当局的社会改造。

　　资方的经济“利诱与腐蚀”，客观上顺应了劳方原有自发经济主义的思想诉求，尤其经过“二六”轰炸及“五反”时期的经济困难后，工人争取福利、提高工资收入改善生活的愿望自然更是迫切，这种急迫心态遂在资方的推波助澜及上海市当局改善工人经济地位以适应其翻身要求的政策的催化下而急剧强化，最终导致了l953年经济主义倾向的滋长与蔓延。

　　综观这一时期劳方的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聚焦于超额奖金与生活福利等方面。由于国家对基本工资增加有控制，而对变相工资增加却无要求，“因此(上海)各厂纷纷从变相工资项目上发展和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追求过高的生产奖金，在某些行业中生产定额偏低奖金高得惊人，超过了基本工资数倍。”据调查，超额奖金多集中于轧钢、机器、电机、印染、棉纺、制药、造纸等一些主要行业和多数大厂中。此外，个人生活福利方面的变相工资也是名目繁多，比奖金更为普遍。如印染业工人生活福利变相工资项目就多达42项，“真所谓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另据上海市委对l08家厂的调查，有变相工资的就有89家，其中变相工资收入相当于工资收入20％至50％的占了一半。超额奖金和生活福利等变相工资的蔓延与盛行，直接导致部分职工沉溺于单纯的生活享受，结果必然使一些工人腐化堕落。他们不仅“赌博、嫖妓、讨小老婆”，而且“不关心政治，不愿参加工会活动”，甚至有的“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如大华仪表厂工会主席就辞职“去搞厂当老板”。不唯如此，还更引发了劳资民主协商理念的丧失，这反映在行动上就是上海大部分厂的劳资协商会议变成协商福利机构。为了在协商会议上多争福利，劳方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逼迫资方让步。为此，各厂工人推选的协商会议代表，一般特点是“喉咙大，臂膀粗，吃相怕”。可见，劳资协商会议民主协商的精神理念此时已难再现，更遑论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重构了。

　　受经济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劳方生产纪律问题亦格外突显，且“以青工及新工人为最多最严重”。其主要行径为：(1)迟到早退。如美丰厂工人迟到早退者占40％，达丰厂工人还没放工，“老早就沐好浴，穿好衣服，站在车旁等候回家”。(2)生产时间不专心工作。“不少工人因在夜里赌博跳舞”而“在生产时间打瞌睡，休息吸烟”。(3)不服从管理，随便请假旷工。如1953年二三月，上海一般厂的缺勤率在20％左右，个别达50％。

　　劳方经济主义倾向的盛行及劳动纪律的松弛，说明上海资本家自“五反”以来“威信扫地，指挥不灵，无法发挥‘三权’作用”的境遇并未改变，向劳方一边倒的劳资关系失衡格局反而更趋强固。1953年5月25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有关上海等市劳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就这样反映：“‘工人要什么给什么，国营要怎样就怎样’是‘五反’后相当大量的情况。”这实际蕴涵着在劳资关系及公私关系中资本家已陷内外交困之境地。于是，趁势“消灭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时毛泽东看来似已水到渠成了，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便是很好的说明。至此，以“消灭资产阶级”为依归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由此肇兴，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重构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