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现代金融管理是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的必修课。因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同样，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从学术史现状看，近年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金融工作的研究多重视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特别是对国有和官僚金融机构的胜利接管，以及对私营金融业的整顿和改造；而较少涉及接管后的管理实践，特别是探索中的曲折。金融货币市场的整顿和人民币制度的推广问题较受研究者青睐，特别是关于解放区货币的统一和“银元之战”。而从物价角度论述的更多。关于各地货币战，以上海“银元之战”的最多。如张小平的《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世纪》1998年第3期），文楚的《上海证券大楼接管见——钱瑛将军访谈录》（《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苗生的《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春秋》1999年第5期）；武汉有涂天向、黄建芳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建国初期武汉金融物价斗争纪实》（《党史天地》1996年第6期），严雄飞的《建国初期湖北经济环境的整治及成效》（《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张通宝的《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也有专门章节；重庆有艾新全的《1950年春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之战》（《红岩春秋》2006年第3期）；广州主要有黄穗生的《广州解放后初期打击金融投机的斗争》（《广东党史》1995年第6期），佚名的《开创新中国广东金融事业的新篇章——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和广东省分行成立前后》（《广东金融》1998年第12期）和欧大军的《叶剑英主政华南时的货币政策》（《岭南学刊》1999年第2期），这些均极简略，限于某一事件或侧面，显有进行系统考察的必要。本文拟在全国货币争夺战的大背景下，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并从一个侧面和局部揭示新中国金融事业开创时的艰难探索。

一

旧中国金融市场极度混乱，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币走向本位币之路面临着多重挑战。广州因政治经济地位和历史条件，金融形势复杂，货币争夺战具有特殊困难和典型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货币战，指的是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市场的斗争。由于旧中国金融市场极度混乱，人民币是在历经一场又一场的争夺战之后逐步取得胜利的。阻碍人民币的“敌性”货币主要有三种，需要打三场货币战：一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和银元券（及其地方货币），通称“伪币”；二是金银，特别是银元；三是外币，主要是美钞和港币。处在解放战争不同阶段的各金融中心城市，三种货币势力并不相同，三大货币战各有特色。对“伪币”之战以平津为代表，“银元之战”以沪汉为代表，对外币之战则以广州的对港币斗争为代表。对于长期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三类货币以伪币最易肃清，银元次之，对港币的货币战最难打。原因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其货币越来越不堪一击。例如北平解放后，金圆券挂牌收兑比价为1：10，收兑期限20天；4月南京解放，收兑比价1：2500，期限10天；5月上海解放时，收兑比价1：10万元，期限仅7天。而华南、西南地区，对于取代金圆券的银元券甚至不予收兑。对金银特别是银元的斗争是各地的共同战役。无论是年初解放的平、津，还是后来解放的沪、汉、穗、渝，都有“银元之战”。对于货币战的基本走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认为，“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强硬的银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金融形势异常复杂。广州是近代中国重要金融中心之一（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有三大资本集团，即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集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集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集团。另说加上四川的华西集团为四大集团）。到解放战争后期，大批达官显贵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战败而纷纷携带金银财宝南下，广州越发成为金银和外汇集散地。据估计，当时流通于中国的美钞约1.5亿元，“上海为最大市场，广州次之，天津、汉口又次之”；至于港币，到1948年底共发行9亿元，“流通中国约二分之一，流通地域以广州为中心”。到1949年6月，流通于内地的港币约有6亿元，分布情况为华南88%，华东、华北12%。在华南者广东占90%，省内分布为广州80%。这还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就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还在广州进行了“金融的最后一搏”，使得广州的货币战更加难打。1949年2月，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方案》，着手发行银元券的筹备工作。7月4日，阎锡山内阁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正式废止金圆券、发行银元券。金圆券以5亿元折合为银元券1元，限于9月1日前收兑。到1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银元券总共只流通了5个多月。又一次失败的“币制改革”，在广州市民的意识中强化了对任何纸币的不信任；当人民币出现波动迹象时，容易唤起人们对法币、金圆券特别是银元券迅速贬值造成巨大损失的痛苦记忆，不利于人民币占领货币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金融形势复杂，与它毗邻港澳和华侨之乡的地情特点有密切关系。解放前夕，粤港关系非常紧密，港币在华南影响深远。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港币占领广州整个货币市场。港澳的金融波动，往往迅速带动广州市民的投机心理。广州也是国际金融走私的跳板，国内金银价格如与港澳、海外有差价时，即时引起内流外出现象。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州是国内联系香港的唯一窗口，大批国民党要员及眷属携带金银频繁来往于穗、港两地。国民党特务也途经香港潜入内地，有不少就在广州扰乱金融秩序。而新中国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中英关系也复杂微妙，采取激烈措施排挤港币从而影响到香港的稳定，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这使得对港币的斗争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广州还是海外侨汇中转站。广东号称“华侨之乡”，据权威估算，当时海外华侨为数1000万，广东则占70%；以侨汇论，广东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0%以上，绝大部分都经由广州返汇。有学者因此认为，“研究广州的金融，对这构成广东金融经济特质的侨汇，是不能有所忽视的”。解放战争后期，广大华侨规避国民党的反动金融政策，其手段之一为美金汇票，广州名为“通天昃”，即在美国甲乙两地间之汇票，寄到广州在市上出卖，买者直接寄到美国使用；其次为汇出港币汇票，在广州市场出卖。这使得广州的金融黑市相当发达。新中国厉行保护华侨的政策，也增加了广州对港币斗争的难度。总之，广州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

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在全国各地的货币战中，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典型意义。广州货币战任务繁重，但主要是对港币的斗争。一方面，“以合理牌价收兑美钞、严格管理金银，方针、办法与现行者同”，即广州与平津沪汉相同。另一方面，“蒋所发行之银圆券，伪大洋票，及其辅币一律禁止流通买卖使用，宣布作废”。作为人民币的敌性货币，港币与北平、天津的金圆券，与上海的金银和美金相同，但又有其独特之处。(1)它与金圆券、银元券不同，并没有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战败而变得不堪一击。(2)它作为纸币，不同于金银，除了交换之外本身没有价值。货币政策稍有不慎，容易爆发恶性通货膨胀。(3)港币是一种外币，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其货币发行及汇率等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并非操之在我。在此，需要将港币与地方货币包括少数民族货币区别开来。保留港币，可能导致华南的财政经济受制于发行港币的港英当局，甚至沦为它的附庸。“对港币的斗争仍是一个严重的货币阵地争夺战，又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4)港币又与美元、英镑等外币根本不同，对港币的斗争更为复杂而艰巨。因为在华南特别是广州，港币几乎是唯一的通货，广大劳动人民普遍持有大量港币。假如与对美元等外币一样干脆利落地予以查禁，将损害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显然，广州的对港币斗争，不可能照搬平津沪汉等城市货币战的现成经验。对此，中财委曾特别强调，“必须认清港币在华南根深蒂固，又与侨汇密切结合，肃清港币比银元困难”。这是众多研究者未能注意的，有的甚至误将广州对港币的货币战作为“银元之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