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对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之外,有许多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1957年9月,他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指出:“从六亿人口出发,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34)要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必须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1963年8月,周恩来指出:“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国大、物博、人多、任重。”(35)70年代,他在接见刚果总统时,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订一条正确的路线。”(36)第二、经济发展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进行。
1956年初,当发现有些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头脑发热,滋长了盲目冒进情绪时,周恩来及时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37)特别强调制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随后,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倾向。在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38)1963年7月,他说:“我们经过两年多基本上调整过来了,由此得出一条重要经验,经济建设要循序渐进。”
第三,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搞好各部门、各方面之间的协调发展。
鉴于前段时间盲目冒进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他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39)同时,他说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都要作好适当的安排。1961年5月,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不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不讲了,两条腿走路也没有主导方向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也不认识了,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是碰了壁。1962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他提出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四、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安排国民经济发展以农、轻、重为序。
1956年1月,针对苏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轻视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错误,周恩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40)在党的八大报告中,他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41)周恩来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原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以重、轻、农的次序,而采取了农、轻、重为次序的方针。他说:“1959年毛主席就指出,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排队,首先要使农业过关,也要注意市场供应,发展轻工业,同时加强重工业。”(42)第五、“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开展技术引进,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10月,周恩来指出:“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43)争取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
1962年6月,他说:“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44)1964年12月,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45)同时,他主张要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46)“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47)只要我们努力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就有可能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六、国民经济发展要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
1962年6月,周恩来在谈到发展科学研究、尖端技术时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48)第七、在经济体制管理方面,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自产自销。1957年4月,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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