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此时的姚雪垠，因为要再版《李自成》，特别写了“前言”（修订版），在这里，他把对郭沫若不同的看法，一股脑地端了出来。在关于李信的问题上，姚雪垠首先推倒了郭沫若文章中对李信出生地的考证，以及被红娘子救助出狱等史料的运用，认为“可以断言绝无其事”。对于郭沫若文中对李信作用的评价，姚雪垠直截了当：“《甲申三百年祭》在李信的问题上不仅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是错误的，而且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同时贬低了李自成。”还认为：“我们必须对李信这个传说中的人物作阶级分析，对吹捧李信的历史记载的作者们的宣扬作阶级分析，不能成为旧史料的俘虏。”这段文字，认为郭沫若不仅史料运用方面是错误的，而且认为“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这样的定性，对于经过“文革”以及此前各类运动的过来者，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一般的人，绝难承受得起。

　　对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严格批评的将领刘宗敏，姚雪垠也写出专节，表达看法。因为自己在小说《李自成》中高调评价这个人物，所以姚雪垠说：“然而我在小说中这样歌颂刘宗敏，同史学界曾经流行多年的，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代表的看法——这一看法在读者中较有影响——颇不一致……”对于郭沫若指责刘宗敏强逼夺取陈圆圆，导致吴三桂降清，杀人并严刑追赃两个问题，姚雪垠这样解释，他虽然认为：吴三桂降清，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是，他试图从吴三桂“武将世家”及军事、阶级矛盾等方面去说明这一点；还认为提及陈圆圆事迹的文字“并非纪实之作”；“古人爱妾可以赠人，可以换马，象吴三桂那样的地位和出身的大将，决不会因为一个妓女陈圆圆被刘宗敏要去而不顾‘千秋名节’、父母和一家数十口性命叛降清朝。”这节判断显得偏颇，对刘宗敏似乎过于掩饰了。

　　对于刘宗敏杀人及严刑追赃一事，姚雪垠认为这一是延续了过去向大户豪绅强迫征发，镇压恶霸地主，抄没他们财产的政策；再是“这个问题，不但不应该看成是刘宗敏一个人的责任，而且也不要认为他应该负大部分责任。他是奉大顺皇帝之命执行几年来的一贯政策而不是他个人的活动”。其实，执行政策也应当各有方法的。姚雪垠还进一步认为：“正因为他在大顺朝的文臣武将中最为李自成所倚信，执行革命政策最坚决，所以李自成才将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交他兼管。”姚雪垠用立场、政策来为刘宗敏行为回护，而将人们对其的理性道德判断推开了。就按姚雪垠“据说在北京共搞到七千万两银子”这个惊人数字，刘宗敏采取手段的强硬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谈了这两方面问题后，姚雪垠颇不客气地说：“从各方面去分析，当然就得出刘宗敏的不同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新看法。郭沫若同志在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时候，查阅的史料书籍很少。就那么几本书，他也不曾以谨严的态度对待。”“……郭老不知，却还在按照谬说做文章。他的这一治学态度使刘宗敏在现代蒙冤受屈，大为读者误解。”

　　由史料谈起，进一步论及治学态度，对《甲申三百年祭》，甚至郭沫若本人，批评得如此不客气，措辞如此尖刻，在1949年后，似乎没有过。姚雪垠在写作小说时，对作品里的人物，灌注以深深的理解和情感，（他说自己在构思和写作时，常常为其中人物“泪如雨下”）所以，对自己赞颂人物的钟爱，到了容不得他人指出缺陷不足的地步。反驳起来，语言之犀利尖刻，态度之激烈，都显得有些失度。倘按照姚雪垠的逻辑推衍，郭沫若不仅参考书少，态度还不谨严，甚至立场上“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这岂不失去了研究历史学的基本资格？

　　这篇修订版“前言”写毕之后，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姚雪垠将它附在自己的信里，寄给郭沫若。虽然客套地说：“敬请指正，”“这也算学生与老师争鸣吧。”但了解了文章中的内容、语言、态度，我们真是很难判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