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由陪都重庆返回故乡四川乐山，为父亲郭朝沛治丧。居家期间，对少年时代所作的旧体诗文、对联作了清理。事后，在重庆请人代为誊抄复写成册，题名为《敝帚集》。

　　他在《敝帚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出蜀以前所为诗文，曩奔父丧返里，于旧纸堆中搜得旧诗七首、文四篇、对联五十二副，虽均幼稚而又陈腐，然亦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爰錄为一集，顾曰敝帚，非欲自珍，以明其扫除尘秽之意而已。

　　《敝帚集》是迄今唯一一部由郭沫若生前编订，先后为郭沫若本人和家属珍藏多年的佚诗佚文集。现今的抄稿没能留下诗人少年时代的墨痕，多少有几分遗憾，但集中的诗文、联语足以见证中国跨越百年的巨变，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珍本。纵然这些文字被作者定性为“幼稚而又陈腐”，但是尤为难得的是，其中的《答某君书》、《寄大兄书》和五十二副对联，正创作于辛亥年末至壬辰年初，字里行间充满清末民初青年学子的变革思潮，唱响了四川保路运动和巴蜀辛亥巨变亲历者的心声与对革命的礼赞，渲出了人民大众对民族国家的光明未来与独立富强的渴望与憧憬，“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

　　 郭沫若在自传《反正前后》中，曾经对辛亥年间的自我作过这样的比喻和评价：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象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反正前后》这本书得到过毛泽东不止一次的赞扬，说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场景，同他在湖南所感到的一模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敝帚集》与《反正前后》恰有可比之处，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作品的写作时间与背景

　　 郭沫若习惯于编集时对作品进行校订、考证，《敝帚集》亦不例外，每篇作品均标明了写作时间，它们分别作于1906年至1913年，共七年时间。1906年的作品有《题<王制讲义>》二首、《跋<王制讲义>》等旧体诗四首；文《愚者辨》一篇。其时郭沫若十四岁，在嘉定小学堂读书。其余的诗文基本是中学时期——在乐山中学堂、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就读时所作1907年、1910年的旧体诗各一；1913年夏的七言长篇《游古佛洞》，按时间顺序排列其后。三篇文章分别作于1911年春、1911年冬和1912年1月初，题为《答某君书》、《祭三叔祖文》、《寄大兄书》。联语一共五十二副，全部作于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前夕，是辛亥、壬辰之交的社会写真。

　　清末民初，正值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急遽转型期。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随着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席卷中国大地，地处偏辟的四川、乐山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潮。“富国强兵”，求强求富，已在作者思想中扎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宪政、共和的革命思潮，促使少年郭沫若踏上革命之路。他亲身参加了立宪派国会请愿风潮，经历了四川保路运动，反对铁路收归国有，见证了辛亥

　　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1913年夏季，郭沫若虽被成都高等学堂理科录取，但他很快就离开四川。振兴国族与解放自我的担当意识，召唤他随着大渡河的激流奔腾呼啸而去，奔向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

　　《敝帚集》如实地记录了少年郭沫若走出夔门前七年的心路历程。集子的注释整理和即将问世，无论对于中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这段历史的研究，或对于郭沫若的生平与思想研究，想必都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答某君书》、《寄大兄书》与辛亥革命

　　 文四篇中的《答某君书》、《寄大兄书》与作者参与辛亥革命斗争实践直接关联，是他漫长人生路途中的革命起步。

　　1911年春所作《答某君书》，虽是一篇绝交信，却透视了郭沫若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的新起点。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仿行宪政，预备立宪。1907年秋又颁发章程，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筹设谘议局。但国会迟迟不开，引发各省谘议局纷纷发起请愿运动。1909年底，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了三次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请愿。清政府迫于压力，一面应允缩短三年预备立宪时间，改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一面又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将同志会领袖温世霖等逮捕充边。

　　 在京、津、沪等地的风潮平息之后，四川成都又于1911年初发生大规模请愿风潮。请愿风潮由成都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呼吁明年开设国会，由四川总督代奏，各校一律罢课，不达目的不复课。次日，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军警和巡防军包围，请愿风潮归于失败。

　　 郭沫若作为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的代表参加了请愿大会。他和同班好友张伯安，因拒绝带头复课而遭到校方斥退。此时，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恰由北京回省任职，分设中学请他讲授法科课程，郭沫若和张伯安才得以留校续读。

　　 《答某君书》记录了郭沫若的这段经历：“去岁冬请愿风潮捲弟入大漩中，未预试验”；“今岁严加惩办，摒退多人，还观敝堂，亦复如是”。1911年初的请愿风潮使他和旧友某君在思想志趣上拉开的距离越来越远，志趣不相投，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背道而驰。故信中说：“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又说：“日暮途远，古人用以兴悲，故我与足下，分道扬镳，各有所怀，敢抚心自问，总皆有蕲裨益。”形势已不允许他们重温那种像小儿女，或驽马恋栈式的生活。《答某君书》不只是对旧友的绝别，更是对过去生活的决裂。然而，这毕竟是写给旧友的一封信，尽管双方思想立场差距甚大，甚而相反反，但是书信的文字委婉，情感敦厚，是一篇情辞恳切的美文。

　　 参加国会请愿斗争，是郭沫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斗争，也是他第一次经受社会革命实践的挫折，在他一生为国家民族解放奋斗的征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天看来，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是一种改良，但当年在民众眼中就是“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郭沫若也认为这次的请愿风潮是一次“革命的行动”，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是同一的”（《反正前后》）。经历过这番挫折之后的郭沫若，在辛亥革命终于成功的时候，享受到莫大的狂喜，等不到独立的宣布，便在头一天晚上把辫子剪了，又拿着剪刀在校园里替那些怕事的同学和老教员们革掉了脑后的那条拖累。

　　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远要比剪除头上的辫子艰难曲折。四川反正后，各地相继发生兵变，成都、乐山亦复如此，枪枝散落民间，社会秩序大乱。《寄大兄书》就是郭沫若这时写给大哥郭开文的一封信。辛亥农历十一月六日，即1911年12月25日，年假回家出发前，郭沫若在成都与大哥话别，受大哥的嘱托，回乡办保卫团，保卫乡里。返回沙湾后，郭沫若立即向大哥报告了镇上的局势。

　　 他的《五十年简谱》里曾有简短记录：

　　　（辛亥、一九一一年）……

　　秋，武昌起义。

　　 冬，清廷退位。四川省独立，成都兵变，学校提前放假，在乡倡办民团，创立观字营，保卫乡里。

　　《寄大兄书》为这段简谱补充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场景。信中讲述了沙湾的土著与客家人向来的不和与时下的摩擦，讲述了沙湾镇保卫团的组织经过。反正之后，沙湾小镇先有保甲局团总徐某敲诈乡民，滥费金钱，不谋公益；后有土著头领杨朗生另组保安团，见利相争，勾心斗角，几乎酿成流血惨剧。沙湾老百姓有如“疮痛并头”，“受尽诸小人之蹂躏”，无人不欲“拍案痛骂”。值得庆贺的是，沙湾镇上一位黎姓志士与郭开文不谋而合，同父老兄弟一起率先组织起保卫团，保护乡里不受蹂躏。尽管保卫团不是郭沫若提出建立的，但他立即为之大声喝彩，不争首倡之功，并积极参与其中，认为梓里公益事“岂能作壁上观，吝此区区身而不为吾乡效犬马奔走之劳”？这封信通过一个沙湾镇的动荡不安，如实呈现了辛亥革命期间川西乡镇的民情、民愿，也真实记录了郭沫若在危难之中敢当大任，热心公益，欲为民除害的道德准则。

　　辛亥革命的赞歌——新春联语

　　 作于辛亥岁末的这五十二副新春联语，是一曲辛亥革命的赞歌。《敝帚集》的解说写道：

　　 沙湾镇居民喜贴长联，每逢春节或红白喜事，竞撰长文联语贴于门楣，不能自撰者则备酒食请镇中读书人代撰代书。因而春节书联为读书人之一繁忙工作，多者百数十副，少亦三二十。辛亥革命之岁，因兄长多在外，余遂得承其乏，成联若干首，今幸原稿犹存，整理出之如次。

　　 这段解说与《反正前后》互为印证。时值辛亥革命发生不足半年，因此无论喜联、寿联或挽联，或为商铺堂号、佛家寺庙所书春联，无一例外地紧扣一个中心主题：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选择几例分别论之。

　　 其一，歌颂辛亥革命，给予辛亥革命“空千古”的评价。如对联五十一：

　　 舍利子扶疏，五族一家，共和事业空千古。

　　 自由花灿烂，千红万紫，锦锈韶光异旧年。

　　何以“共和事业空千古”？这是立足于中国五千年社会发展的历史评价。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封建帝制以来，历经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闭关锁国、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不仅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且濒临被瓜分的危机。辛亥革命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跨越，是一场翻天覆地、代易时移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跟进世界发展潮流的大胜利。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针对民众“灭满兴汉”的思想，提出中华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兴建民主共和国的“五族共和”口号和主张。“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五族一家，共和事业空千古”，表明郭沫若在思想上已突破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接受了“五族一家”、“五族共和”的时代思潮。

　　 其二，歌颂民主共和新政体、新国体。如对联一：

　　光复事殊难，花旗矗树，华盛顿铜像如生，祖国丘墟，哥修孤英魂罔吊。于瞻于仰，或败或成，人力固攸关，良亦天心有眷顾。

　　边维氛未靖，东胡逐去，旧山河完壁以还，宝藏丰繁，碧眼儿垂津久注，而今而后，载兴载励，匹夫岂无责，要将铁血购和平。

　　 进入作者视野并为之心仪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民主共和新体制；最令他警醒的是18世纪波兰被俄、普、奥三国三次瓜分亡国的惨祸，及列强对我国的瓜分阴谋；值得注意的是“匹夫岂无责，要将铁血购和平”的高昂爱国主义精神。此联的核心内容着重歌颂和渲染民主共和制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以及中国民权运动爆发无可阻挡的气势。表现这一内容的联语还很多，如“新燕鼓吹平等说，香花鼎祝自由钟”（对联十二）；“竹报桃符更岁月，鹦簧蝶板庆共和”（对联十七）；“民权如海潮爆发，肃清夷虏，壶觞飞羽醉共和”（对联二十七）；等等。

　　 其三，歌颂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如对联二十九：

　　 大声一呼，唤起七千万数同胞，毋庸鼾睡。

　　 成城众志，收回二百年前故业，还作主人。

　　 郭沫若认为辛亥革命“功成九十日”，是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取得的，值得大加赞誉。但辛亥革命功成九十日的速胜也堪引忧虑。对联十提出了警告：

　　 二千年专制帝国，骤跻共和，盛业赖维持，夸父莫遗追日诮。

　　 廿世纪竞争风云，横锁东亚，建夷今扑灭，诗人好赋出车章。

　　 这就是说清王朝被推翻，民主共和国骤然建立，伟业至大，尚须努力维护，不要留下夸父逐日的笑柄。在歌颂胜利的时候，切莫忘记20世纪国际竞争加剧，战争阴云横锁东亚，中国被侵略、瓜分的危机尚存。联语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撼动人心。

　　 其四，尽管郭沫若认为立宪派的请愿斗争同是革命，但历史告知，由孙中山领导的武装革命的路径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如对联十三：

　　 武装作和平，维持人道。

　　 铁血为资本，购买自由。

　　 这里的“武装”，即革命战争。只有以武装起义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换得和平、自由，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权利。又如对联十五：

　　 实行黑铁主义，可保平和：世道尽强权，问欧洲十九世纪之神圣同盟，究有若何成绩在。

　　 竟有黄种新书，殊堪快慰：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

　　 “黑铁”即煤铁，乃工业之母。发展煤铁、发展工业化，是富国强兵之本。尽管世道尽强权，但即如19世纪欧洲的神圣同盟，迟早会崩溃。今日中国值得快慰的是，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主张和建国方略，只要全国同胞齐心协力，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如辛亥革命这般伟大空前的事业来。中国的现代文明指日可待。

　　其五，用极为夸张、大胆、浪漫的笔触，歌颂辛亥革命给古老中国带来新的气象、新的期望，甚至是新的幻想，抒发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民众扬眉吐气、醉酒狂歌的欢乐情绪。如对联十九：

　　 武功不亦伟哉，直欲砚池东海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国势未可量也，何难郡县西欧城美澳，统地球员幅，尽入版图。

　　作者加注说，此联曾记录于《反正前后》中，唯字句间有记忆错误处。这副对联所代表的正是辛亥革命期间一般青年的心理，这当然是一种极幼稚的幻想。他在另一部自传《黑猫》里回忆道：“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笼的富国强兵的祝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

　　 又如对联五十：

　　共和岁月一年春，看莺梭西椰岸，燕织桃堤，最是得意忘言，自由人醉神仙窟。

　　革命风云千载盛，把马放华阳，牛归林野，不妨成功作乐，大武声和稚颂诗。

　　写春联，与平日作对子、写联语不同，更要有喜庆欢乐的气氛，有些夸张浪漫狂放似乎顺理成章。况且，那些夸张浪漫狂放也确确实实、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的普遍情绪。

　　其六，在欢歌辛亥革命胜利的同时，宣泄了汉族及其他民族饱受清王朝二百余年专制统治的积愤。这中间必然地夹杂了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封建的传统观念，如对满族的蔑称：“胡儿”、“犬胡族”、“胡清”等。其实，辛亥革命以前，在长期反清斗争中形成和使用的，如“灭满兴汉”、“恢复汉业”、“天汉复兴”等语句，即如“光复”这一用词都与此相连，或多或少带有封建残余的色彩。不管这些词语是否针对的是清朝封建皇权，都有悖于今天民族团结的精神。诚然，这并非辛亥革命的主流，并非作者的主导思想。《敝帚集》中五十二副新春联语着力宣扬的是20世纪现代共和国的国体，突出强调的是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也积极响应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敝帚集》成集于1940年代初，距今已经一个甲子又十年。作者在整理这些诗文时，思想观念早已发生深刻变化。作者自认为那些“幼稚而又陈腐”的印迹，怕正是《敝帚集》成集之后一直未予面世的一个重要因素。辛亥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作者百年前个别联语内容上的思想局限，相信读者已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

　　《敝帚集》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间广大民众普遍的思想和情绪，也真实地反映了革命进程中复杂的思想和现实，对客观评价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大革命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