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郭沫若 著 2010年6月 中国长安出版
有一本书,它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几乎人手一册;四十年来,它经饱受非议,鲜有知音;但在问世的38年后,却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首批书目。这本书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封笔之作——《李白与杜甫》。
日前,中国长安出版社不避争议,毅然将此书再版重印,书未问世,即引起多方关注。在唐诗方面颇有研究的丁启阵一闻知此事,率先发难,一篇《〈李白与杜甫〉:第一流氓才子书》博文,激起近20万点击。
《李白与杜甫》是奉迎之作吗
长期以来,《李白与杜甫》被打上了奉迎毛泽东旨意的记号,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说来源。
话说上世纪80年代初,钱钟书出访美国,遇到分别四十年之久的夏志清。夏当时已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有力者,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将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抬到与鲁迅齐名的地位。夏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这样叙述到:“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
也许说者无心,但记者却有意。自此以后,郭沫若此书扬李抑杜是迎合毛泽东的说法广为流传,且根深蒂固。
然而,据文史专家桑逢康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郭沫若人格辩》)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也说到此事:“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很多人看过郭老的自传,那里就说他喜欢李白,不大喜欢杜甫,他关于这两位历史人物艺术风格的这种个人取向是自始至终的。……为什么一定在那个时期写这部书,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什么都不允许写,什么也都不能写,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想写李白与杜甫,而不是为了迎合什么。”
郭平英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郭沫若在写《李白与杜甫》之前早已留下言证: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从以上两则材料来看,即使钱钟书的说法不是无根之谈,至少也是对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因此,今天的读者重温这部著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抛弃这一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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