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49年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首届“内阁”任命。在这项任命中，郭沫若是4个副总理之一，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两个正职。

　　当时，郭沫若已近花甲之年，却精力充沛，他感到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郭沫若主张中国文字要走拼音的道路，认为“拉丁化的研究者似应注其全力于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使其更完备，”同时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郭沫若还主张书籍报刊上的汉字改为左起横排。

　　这一切最终都得以实现。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经党中央的批准改为横排，并向全国推广应用，其首功实应归于郭沫若。

　　1950年5月，郭沫若代表国家、政府，代表中国科学院满腔热情地欢迎冲破重重阻挠从海外返回祖国的李四光。李四光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理科学界的楷模，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这年9月，当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留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赵忠尧教授时，郭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世界上的科学家共同来谴责美国的无理行径。后来，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中国科学院内，郭沫若十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曾作出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和培训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重要决策，并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了考古研究所，从而使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

　　中国科学院设立什么研究所，郭沫若一般都会过问。

　　例如，1953年，中国科学院准备成立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三个历史研究所的时候，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界的影响，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拟由陈寅恪担任。身为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不仅亲自兼任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而且还与副院长李四光一起，分别亲笔写信让陈寅恪的门生，时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的汪南下广州劝陈先生赴任，并还先后派周培源、张奚若等前去劝陈先生。但“畏人畏寒”的陈寅恪以“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回复了郭沫若的盛情，但郭沫若对此并不计较。

　　几年后，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历史资料的占有方面要超过历史学权威陈寅恪。这说明在史学界，郭沫若不可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

　　郭沫若在五六十年代之际新拓展的几个史学观点都与陈寅恪有着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牵连。如评论《再生缘》、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提出全面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的观点，1960年又写《武则天》一剧，再次引起新一轮的“翻案文章”风等。1961年，陈寅恪曾经说过，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翻案，其论点和自己接近。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积极参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有许多真知灼见。

　　但反右以后，郭沫若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也不再高呼“百家争鸣”万岁。

　　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办。因此，他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院的工作上。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对他很尊重，郭沫若和张劲夫关系相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郭沫若都亲自主持，还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他给自己的定位也是科学界。当他了解到数学所的业务领导华罗庚和关肇中不团结时，就前去作说服工作，以促使他们维护团结，共同搞好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这说明郭沫若是比较关心科学院的事的。

　　自1964年夏秋以来，文化学术界姚文元式的大批判高潮一阵紧似一阵，郭沫若的不少文坛挚友纷纷中箭落马：

　　1964年7月，田汉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面教员”后，开始在公共场合下消失。

　　第二年3月，又传来一声棒喝：“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这样的断语已完全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畴。这不能不使也是中共党员而实际处境又几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怵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