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1944年3月，郭沫若作出一篇史论，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该文总结历史经验，告诫革命者不能犯骄傲的错误，即使胜利仍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文章脱稿后，郭沫若送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审阅。当年3月19日，文章开始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至22日载毕。此文发表，在国共两党中间同时产生反响。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全部转载了此文。4月2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里提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给郭沫若写的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国民党方面，指责此文“影射当局”。《中央日报》专门发表陶希圣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称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是“流寇”，指责郭沫若文章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

　　《甲申三百年祭》中写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姚雪垠给郭沫若信里提到的李信（后名李岩）。在郭沫若的文章里，李信对于李自成起义军，是有颇大贡献的。他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此外，对于李信的生平，以及加入起义军的过程，郭沫若也运用史料予以介绍。

　　姚雪垠在信里提到另一人物是刘宗敏。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这样评述：“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总之，刘宗敏进京后拼命敛财，杀人，为追求吴三桂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陈圆圆虽然到手了，可吴三桂终于逼反了。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正是李自成起义失败的重大原因。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他对其中人物的臧否，也影响了后来大多数人们的评价认识。后来多部有关李自成的文艺作品，如阿英剧本《李闯王》、李一氓的《九宫山》等，大都沿袭郭沫若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相当的联系。

　　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为写作这部作品，姚雪垠当然要对这段史实进行大量而深入研究。既然牵涉明末问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绕不过的。但是，在进一步地研读时，姚雪垠对郭沫若这篇史论里论及人物、事件，有关评价，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些看法，态度上还颇为对立。当时，人们都知道《甲申三百年祭》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党的整风文件；郭沫若本人，又是史学大家，所以，姚雪垠的看法，在当时并没有特别地表现出来。例如，姚雪垠在1964年3月回答《羊城晚报》编辑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二十年来，史学家似乎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李自成原来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好杀人，李岩参加之后，劝他行仁义，他的作风才突然改变。”二十年前，正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所谓“流行看法”，也正是郭沫若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姚雪垠补充了一句：“这种看法是无意中受到了清初那些统治阶级御用文人所写的史料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对于必须运用真实史料说话的史学家，评价的分量是很重的。姚雪垠还说：“在对李岩的评价上，郭老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运动才走上了正规。’这些意见，二十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和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影响，笔者从来不敢赞同。”这把郭沫若的名字也提了出来，但从态度上，还不显得多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