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妥善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安全问题 

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中美矛盾产生的最主要原因。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1982年2月，邓小平接受《望》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其对台售武的立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8］5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时明确表示：“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邓小平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底线，那就是“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他还指出：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3］（pp．822～823）邓小平提示美国不要触动台湾问题的底线。1984年4月25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指出：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3］（p．971）

1989年动乱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制裁。邓小平提醒美国注意不要认为中美合作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说：请告诉美国总统布什，不要因东欧的事情过分兴奋，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很难避免发生摩擦，甚至会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9］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3］（p．1304）

（四）妥善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

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日本计划扩大军事防御范围，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日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3］（p．932）针对日本政界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的问题，1982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指出：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3］（p．867）

南北朝鲜冲突是中国安全的隐患。邓小平主张寻求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说：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3］（p．1190）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主张采取相互让步、“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谓“一揽子解决”，就是将几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从1981年12月起，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但印度不愿考虑中方的合理主张，只要求中方单方面让步。1985年以前的6轮中印边界问题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87年2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在其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上成立“阿鲁纳恰尔邦”。4月20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时说：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如果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讲“一揽子解决”就是照顾到对方。中国照顾到印度，印度照顾到中国。［3］（p．1181）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中印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后公布的《中印联合公报》，双方就如何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确定了原则，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问题”，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10］

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不断制造中越边境事端，严重威胁西南边疆的安全，中国被迫进行自卫还击。邓小平认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胜利  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1］（p．247）

只有消除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才能树立和平形象。邓小平力图消除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误会：即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国。邓小平指出，消除这样的错误观点，也许还要时间，但时间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3］（p．1057）邓小平还反驳了说中国“好战”的诬蔑，阐述了中国以和为贵、和平至上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中，最为敏感的是南沙群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案。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时指出：“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4］（p．292）对于钓鱼岛问题，邓小平也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2］（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