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指出：“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这是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深刻分析和判断之后，关于外交战略所作的一次重大调整。具体讲，就是从“一条线”战略，改变为独立自主的外交。从这时开始，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迎来了外交上的新局面。

　　中国的外交战略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这一重大调整？此后的外交实践又如何检验了这一调整？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回顾和分析，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作一探讨。

　　一、正常化的序曲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时间上讲，许多人把它归结为整整十年。也就是说，从1979年10月中苏两国关于国家关系（副部长级）的第一轮谈判算起，至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止。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研究成果似不多见，其中涉及1979年谈判的成果更少，注意力多集中在1982年以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1979年谈判严格讲只是双方副部长级的一次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而且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原定次年春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也被迫中断，直至1982年才恢复。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仍然执行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条线”战略，即联合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可是，当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进行观察时，便可发现1979年谈判是这个进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准确地讲，应该称作序曲。两国代表能够为了同一个目标，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坐下来谈判，这件事情本身就远远超出了它的结果，并对后来两国关系的解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中苏关系正常化，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这次谈判入手。

　　1979年初，中苏关系仍处于“冷冻”的状态。从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之后，整整十年间，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没有任何正式的接触。应该说两国关系已经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谷底。虽然在此期间出现过一些变化，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中国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再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政治、经济、商贸还是文化、艺术、体育，都鲜有往来。许多老列车员回忆说，那时北京至莫斯科对开的火车基本上都是空车，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人来货往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们谈到1979年谈判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这一年，尽管中苏关系非常冷淡，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