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陈云研究基本属于近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范畴。1978年以前，美国学术界已有少量著作涉及陈云研究，但真正研究陈云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以后。下面仅就美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及主要观点略作梳理。

　　陈云的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

　　20世纪80年代，大卫·巴克曼就指出，陈云“不和毛泽东当面争论”，但“幕后努力取得毛泽东支持”，“尽量不公开露面”，“谨慎和幕后工作”。［1］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更多细节展现陈云的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如傅高义指出，陈云“以做事谨慎而闻名”，“尤其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远比邓小平细心”。另外，“陈云处事坚决，但极少发火。” ［2］何其亮指出，作为政治家，陈云习惯于“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在幕后安心和有效”工作。陈云在政治上“以现实主义和谨慎为特征”。［3］

　　陈云的历史地位

　　20世纪80年代，李侃如指出，陈云是“中共党内第五号人物和地位最高的经济专家”。1957年，他针对中共党内“盲目冒进情绪”提出“平衡发展”的建议，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彼此兼顾”，此政策性建议可以说是50年代中国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可惜，此建议被否定。”［4］ 大卫·巴克曼认为，陈云是“5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内和60年代初中国主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此处有误，应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笔者注）”，后来还担任过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此时期中国领导人之一。［5］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探讨陈云的历史地位。埃里卡·唐斯认为：陈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者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二位强有力的官员，仅次于邓小平。他亦为老革命中之顶级经济学家”。［6］ 白思鼎还专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陈云在摒弃苏联模式、探索中国道路中的地位，他认为在50年代末，陈云就主张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多搞平衡发展”，通过向农民提供较多物质刺激等途径“增加农业剩余”；此外，“重新开放市场”，“生产较多轻工业产品”。假如这些主张在当时“得以贯彻”，那么“中国将会极大地摆脱斯大林模式”。［7］ 何其亮肯定了陈云思想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更加全球化并且经济上获得成功的中国今日仍然从陈云遗产中获得裨益：他不仅有助于推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而且他采用灵活、实用和求实的态度业已成为中国21世纪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指导性原则。”［3］（p.101）

　　陈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思想

　　关于陈云的改革思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认为，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战略，陈云的改革思想含有改革需要人民支持、要服从于调整、步骤宜放慢以及不能改变方向等内容。张戴维指出，

　　应“重点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在陈云看来，1979年以后，国家发展需要调整。此外，陈云认为，“改革步骤需要放慢，但并非方向上有任何改变。”1978年以后，陈云首先认为，“成功的改革”需要民众亦即“全国人民”的支持。其次，陈云提出，政府近年来，美国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陈云的改革思想，其中尤以傅高义的研究最为全面。傅高义认为，陈云并不反对改革并且支持改革。因为早在1962年陈云就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1977年以后，陈云支持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政府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多自由，不反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支持在工商业领域尽力放松管控，让下层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赞同在价格方面有一些灵活性，使一些在当时仍由计划管控的小商品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使经济具有活力。但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关键性的工业部门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可能显得不动摇。”1985年2月，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1988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局面，陈云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到1992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出口开始增长。总之，“陈云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将通货膨胀降下来，使计划体制得以平稳运行。”［8］ ［2］（pp.436， 452， 467， 683）

　　关于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们普遍认为，陈云支持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在对外开放方面较为慎重。大卫·巴克曼指出：陈云不否认中国应打开国门，但认为应严格控制国际借贷，应仔细评估经济特区的经验；陈云不反对扩大出口，只要各单位不互相攀比，并降低出口费用；陈云多次告诫说，中国的借贷者须考虑自己如何偿还贷款；在向西方开放的态度上，陈云更加慎重。［5］（pp.300，319）近年来，美国有学者对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进行更细致地分析。傅高义列举了大量材料说明陈云在对外开放方面持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傅高义指出，1982年年初，陈云曾提醒姚依林等人要汲取“大跃进时期国家将其发展目标定得过高”以致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陈云说，若允许所有省份都设立经济特区，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80年代初，广东省在搞特区建设的同时严厉打击走私和腐败并取得成效，陈云对此指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陈云接受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定。1992年4月下旬，陈云在上海不但“赞成”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搞活上海的种种努力”，“而且告诉他们胆子甚至要大一些”。7月，陈云指出，自己虽从未去过经济特区，但“认为这样的试验是有必要的”，“必须从特区的经验中学习，把它们办成功”。 ［2］（pp.415， 413， 417， 682）

　　陈云的经济思想

　　美国学术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始终较为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研究陈云经济思想。大致说来，他们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过快。巴里·诺顿指出：陈云“了解各经济部门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一直看到经济发展过快所存在的危险，所以他始终主张经济发展速度不要太快。［9］ 大卫·巴克曼指出：毛泽东逝世后，陈云一直反对“经济过热”、“经济的新跃进”和“在损害消费者、轻工业与农业的情况下去大量投资重工业”，他努力确保“经济混乱不很严重”。［5］（p.320）二是重视经济调整。张戴维指出，1979年以后，陈云提出国家发展需要“调整”，亦即某些方面建设“要后退”，甚至“要退却”，否则“国家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8］（pp.67， 70， 73）巴里·诺顿认为，陈云强调经济需要“短暂休整”，尤其1978年年底以后，陈云开始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主张某些方面的生产和建设要“后退”。这样，1979年以后中国“出现一个缓慢发展时期”，1981年又“短暂后退”，“此调整时期对中国以后发展是有必要的”。［9］（pp.505， 513）三是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胡永泰指出：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理论将市场调节与计划指导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中国经济是“鸟”，要把它装进“笼子”，“国家计划”就是“笼子”。“没有笼子，鸟就飞走”。换言之，“没有国家计划，生产就会混乱无序。”当然，“笼子”亦需调整。总之，市场调节不能摆脱“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10］包瑞嘉指出：陈云“鸟笼经济”的思想是指“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中央计划总体结构范围内”，“分散行政权”，“让市场力量稍微发挥大点作用”。［11］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基本仍持上述看法。傅高义认为，陈云经济思想依然是：一是经济发展上不能急于求成和贪大求快。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陈云就“努力抑制毛泽东搞大跃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支持余秋里等人“大干快上”计划。对此，1978年12月，陈云“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要求余秋里等人“应降低一些计划指标”。1982年1月25日，陈云提醒姚依林等人注意“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成的严重后果。二是重视均衡发展和经济调整。陈云认为，“中国需要均衡发展”。他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实行平衡”，如“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还试图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方面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三是“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当然，陈云“也愿意让下面市场较有灵活性”。［2］（pp.718， 427， 415， 429， 432， 452）何其亮认为，陈云制定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注重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辅助作用”；在轻工业、商业和农业领域，陈云“拒绝僵化的计划经济”，相信“市场存在是有必要的”。何其亮进一步指出：陈云在经济上是“以现实主义和谨慎为特征”。陈云遵循这样的原则，即“90%时间应用在研究和获取可靠信息上，而10%时间则用于做出决定上”。陈云运用此原则“指导其经济政策制定”。［3］（pp.98， 100）

　　陈云的政治思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陈云的政治思想研究方面，美国学术界研究了陈云的党建思想，如：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等等。包瑞嘉在论及陈云党建思想时指出：陈云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1983年秋曾“严厉抨击精神污染”。［12］ 胡永泰指出：80年代，陈云等人曾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和“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13］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陈云政治思想研究得较全面。傅高义指出，陈云的政治思想内容较丰富。在党建方面，陈云主张：一是维护党纪，尤其是坚决反腐倡廉。80年代初，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对广东省干部中走私、行贿和腐败等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严肃调查。二是重视培养党的干部，主张“从全国各地有才能人士中选拔干部”，选拔干部时还要考虑“德才兼备”，其中“德”“应摆在首位”。在陈云的政治思想中，他还主张：一是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未解决的政治分歧”，具体就是要为以前的冤案平反，“为老干部恢复工作”，“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使党能领导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突出强调毛泽东的重要贡献。1978年后，陈云认为，要多讲1949年前毛泽东的作用，“突出毛泽东的积极贡献”，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三是注意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等等。［2］（pp.413， 583， 234， 247， 368）

　　陈云的文化思想

　　美国学术界对陈云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陈云发展评弹艺术而展开。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及陈云与评弹艺术的研究。大卫·巴克曼简略研究了1959~1961年陈云关于评弹改造方面的论述，如陈云认为，唯有“专家”才能撰写出新的评弹剧本，评弹作品并非“学究式”，进剧院亦非“上政治课”等等。［1］（pp.72 ，78）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从陈云重视发展评弹艺术的角度加强了对陈云文化思想的研究。何其亮考察了1959~1964年和1977~1990年期间陈云对评弹的改造，认为陈云在改造评弹时采取了“灵活和实用态度”，反映出他具有较丰富文化的思想：一是对中国文化改造采取了辩证态度，“既强调要创造新文化产品”，“同时也决心保护和革新传统文化”，典型事例是坚持“保护老书”；二是承认“要运用多种文艺形式来促进政治目标之实现”，或者说，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同时亦警惕将文化过度政治化”；三是“主张艺人应该依靠市场机制生存和发展”，“相信评弹市场存在有必要”。［3］（pp.78， 79， 100）

　　陈云的文化思想还包括重视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内容，美国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大卫·巴克曼认为，陈云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80年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保护人”，尽其所能保护文学和艺术界重要人士。［1］（p.90）近年来，美国学者仍持此观点，［14］并探讨了陈云尊重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傅高义指出：从1919年到1927年，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夜校学习过，并作为该馆职工会代表“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多次出席会议，听到他们讲话”，“陈云尊重教育”，他还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激励”，越来越对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工人依然贫穷等不合理现象“感到好奇”。［15］

　　陈云的人口社会学思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开始探讨陈云的人口社会学思想。美国学术界认为，陈云支持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即“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肯定其历史作用。泰勒·怀特指出：1979年年初，邓小平和陈云就多次指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他们生活水平差”，“农村饥饿问题继续存在”。所以，两位领导人“呼吁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换言之，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出台“控制人口增长政策”，从1980年9月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16］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依然关注陈云的人口社会学思想。王丰和蔡泳等指出：1979年，陈云强烈支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17］ 傅高义认为，80年代初陈云提出“调整政策”，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计划生育”，“陈云很久以来一直认为，从资源条件来看，中国人口太多”。所以主张中国需要控制人口增长。［2］（p.434）

　　陈云的外交思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陈云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并非“一碗水端平”，而是倾向于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如赵全胜认为：“在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很久，陈云就主张对莫斯科实行更为和解的政策。”［18］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继续考察陈云的外交思想。傅高义指出，改革开放时期，陈云承认贫穷的中国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包括需要从这些国家贷款，需要其先进技术。但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后，陈云“却对苏联更有好感”，“而不那么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深厚关系”。［2］（pp.429， 717）

　　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即8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越来越成为邓小平的“对手”。如沈大伟认为，“80年代初，陈云支持邓小平改革运动”，但8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步骤和形式”方面分歧“特别明显”，陈云越来越成为邓小平的“对手”。［19］不过，同时期亦有美国学者开始质疑此种说法。如傅士卓认为，陈云和邓小平在政策路线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一致之处”，如“需要进行改革”，“提拔年轻干部”，“恢复‘文革’期间遭到践踏的那些党的准则”等等。当然亦有“不一致之处”，但这并不意味“陈云想直接挑战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事实上，“陈云从未公开挑战邓小平的权力”。［20］ 进入新世纪以来，质疑上述说法的美国学者有所增多。如傅高义认为，1977年3月，陈云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反过来”支持陈云，使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则坚决支持邓小平为最高领导人。在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和邓小平“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如都主张集中精力进行“四化”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内增强市场作用，尊重高级知识分子并改善其工作条件，等等。两人的分歧体现在具体问题上。比如，陈云主张发展经济要“谨慎地进行”，即不急于追求快速增长和快速开放市场；邓小平则主张在发展经济方面“大胆地前进”，即希望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开放市场。尽管两人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彼此“并不公开指责”。［15］（pp.756， 758）

　　陈云的生平活动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开始对陈云的生平活动作初步探讨。大卫·巴克曼将陈云的生平活动分为1905~1949年和1949~1984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活动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早期革命”、“江西苏区工作”、“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苏联之行”、“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派往东北”和“担当恢复中国经济重任”，等等；后一时期主要活动有“主管全国经济工作”、“未成为计委主任”、“仅为计委成员”、“恢复最高经济决策者地位”、“成为中国最著名经济改革家”、“进行商业改革”、“没有插手政策问题”、“又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过半退隐生活”和“回到中国政治体制核心层”，等等。［1］（pp.1~90）尼古拉斯·拉迪和李侃如也对陈云的生平活动进行了探讨。［21］ 进入新世纪以来，傅高义对陈云的生平活动研究得更为细致。他将陈云的一生细划为11个阶段：1932年前，包括1905年陈云出生，早年辍学，1925年20岁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工期间加入中共，1929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3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其中1927~1933年作为“地下组织者”从事秘密活动；1933~1935年，“在江西苏区通过经验学习经济政策”；1935~1937年，成为“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桥梁”；1937~1943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3~1945年，负责“西北边区的经济领导工作”；1945~1948年，“在东北建立农村根据地”，其中1946~1948年在哈尔滨市和沈阳市负责“建立城市政权”；1949~1952年，从事“恢复国民经济秩序”等工作；1953~1957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毛泽东开始号召加快发展速度，陈云“继续反对冒进”，“强调需要平衡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推到一边”，但“被保留中央委员”职务；1978~1992年，“坚决支持邓小平为最高领导人”，主张“改革开放”，但一些具体问题上与邓小平有分歧。不过，陈云不急于“经济快速增长”，主张发展经济“小心谨慎”，总的来说，有助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15］（pp.741，759）

　　以上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陈云的研究范围逐渐开阔，研究内容日益广泛，成果愈加丰富。这对于中国学者深入研究陈云有一定参考价值。从总体看，美国学术界的陈云研究方法呈多样化：一是文献分析法。较广泛搜集并整理有关陈云各种文献，特别是高度重视中国大陆出版的文集、年谱和传记等资料，分析陈云思想与活动、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二是个案分析法。选择适当案例剖析陈云有关思想及其实践。如有学者选取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80年代陈云改造评弹作为研究案例，以反映其文艺或文化思想。三是比较分析法。美国学术界往往将陈云与邓小平进行对比，以寻找两人在思想、领导艺术与政治风格方面之异同。四是访谈法。走访与陈云有交往或参与相关重大事件的一些当事人，通过访谈直接获取有关陈云的资料，从而进行研究。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在研究上也存在不足：第一，从总体看，美国学者掌握资料有限，直接造成美国学术界的陈云研究迄今不够全面深入。如美国学术界始终较热衷于研究陈云的经济、党建、文艺和人口社会学等方面的思想，而对其哲学、科技、环境保护、妇女解放、军事以及国家统一等研究则极其薄弱。第二，有些观点或评价不准确甚至与事实相悖。如有学者认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陈云是邓小平“支持者”，但80年代后期以后，陈云成为邓小平“保守的反对者”。［22］ 事实上，80年代后期以后，陈云也并未反对邓小平加快改革开放的主张。再如有学者在谈论陈云时仅把他看成“经济专家”。［23］ 此看法亦不准确，因为陈云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三，有学者因缺乏资料或证据，常进行“假设”。如1952年末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陈云仅为计划委员会成员，计划委员会主席为高岗。大卫·巴克曼在分析此现象成因时进行假设，“假设苏联人在高岗的任命问题上做手脚”，“苏联人也许曾强烈推荐高岗领导计委”，因为高岗“亲苏”。所以，尽管陈云在经济事务方面总的经验远超高岗，但仍未成为计划委员会主席。［1］（p.32） 大卫·巴克曼的“假设”迄今未能得到证实。

　　［参引文献］

　　［1］David Bachman，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147， ix.

　　［2］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89， 682， 412.

　　［3］Qiliang He， High Ranking Party Bureaucrats and Oral Performing Literature: the Case of Chen Yun and Pingta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OPERL Papers， No. 30 （2011）， p.98.

　　［4］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00~301.

　　［5］David Bachman， 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ian Survey， Volume 26， No.3（March，1986）， p.292.

　　［6］Erica Downs， Inside China， Inc: China Development Bank’s Cross-Border Energy Deal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3（March， 2011）， pp.2， 7.

　　［7］Thomas P. Bernstei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0， p.15.

　　［8］David Wen-Wei Chang: China under Deng Xiaop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p.67， 70， 73.

　　［9］Barry Naughton，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5 （September， 1993）， pp.513， 505.

　　［10］Wing Thye Woo，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The China Journal， No.41 （January ，1999）， p.123.

　　［11］Richard Baum， Political Stability in Post-Deng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Volume  32， No.6 （June， 1992）， p.494.

　　［12］Richard Baum， The Road to Tiananmen: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1980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57， 362.

　　［13］Wing Thye Woo，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ition to an Open Market Economy: China，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153 （October， 1999）， p.13.

　　［14］Qiliang He， Between Business and Bureaucrats: Pingtan Storytelling in Maoist and Post-Maoist China，

　　 Modern China， Volume 36， No.3 （May， 2010）， pp.247~248.

　　［15］Ezra F. Vogel， Chen Yun: His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4， Issue 45 （November，

　　 2005）， p.744.

　　［16］Tyrene White，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the 198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20， Supplement（1994）， p.143.

　　［17］Wang Feng， Yong Cai and Baochang Gu，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38， Supplement （2012）， p.127.

　　［18］Zhao Quansheng， Domestic Factor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Vertical to Horizontal Authoritarianism，

　　 ANNALS， AAPSS， No. 519 （January， 1992）， p.164.

　　［19］David Shambaugh，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5 （September， 1993）， p.471.

　　［20］Joseph Fewsmith，Institutions， Informal Politics，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ume 36，No.3（March， 1996）， pp.241~242.

　　［21］Nicholas R. Lardy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Non-

　　 Maoist Alternati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3， pp.xi-xliii.

　　［22］ Chen Yun Adopted Name of Liao Chenyun， Hutchinson’s Biography Database（2011）， p.1.

　　［23］Joseph Fewsmith， The New Shape of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45 （January， 2001）， p.83.

　　［收稿日期］2014-07-06

　　［作者简介］陶季邑，教授，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