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为什么要求上海率先组织第三梯队
朱佳木：利用这个机会，我再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跟上海有关系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在经济上主要抓了调整，在政治上主要抓了关于中青年干部培养和选拔的问题。陈云同志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其中从事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主要是两个工作，一个是党的组织工作或者说党的建设，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或者说经济建设。他的思想，主要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陈云同志在抓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深切感到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因为，“文革”搞了十年时间，“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相对要年轻一些，而“文革”结束后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老同志，其中即使年轻的也有60多岁了。他在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发过一个感慨，说参加会议的人还是50年代的那些老面孔。小平同志当时也讲，王洪文曾跟他说过，“十年以后再看”。这句话留给小平同志的印象很深，也引起了陈云同志的注意。社会主义建设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不能一两代人之后就断线，后面总要有人能够接得上去才行。所以，陈云同志很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而且强调，不能只是提拔几个人，要成千上万地培养和选拔，在各级都要有后备干部。他说，要趁他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主动地选拔，这比今后他们不在了，被动地选拔要好得多。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过惨痛的教训，不仅我们党，其他的党也有过教训。
1981年，陈云同志利用休养的时间，就成千上万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这是当务之急，希望引起全党的重视，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同时，要安排老干部退居第二三线，并保证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不变。应当说，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是重视的，但重视的程度不同，紧迫感也不完全一样。小平同志对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很支持，所以在他的提议下，十一届六中全会开过后，把各省区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留下来，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那封信和陈云同志主持写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纪要。在那个会上，主要由陈云同志讲话。接着，小平同志也讲了话，说他对陈云同志的建议不仅双手拥护，连双脚都拥护。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就坐在会场上，亲耳听到了小平同志这句话，还看到他要把两只脚抬到桌子上来，引得全场与会者大笑。
1982年春天，我陪陈云同志又去杭州休养。到后，他让我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同志打了电话，约他到杭州来一趟。国栋同志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过，建国后又长期做粮食部的领导，所以跟陈云同志很熟悉。国栋同志是4月21日到的，我安排他先在陈云同志住地旁边的一处房子里住下。然后，陈云同志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同他谈话，中心议题就是要求上海市委要大胆选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准备第二梯队，还要准备第三梯队；不仅基层要有年轻干部，市一级领导班子中也要有年轻干部。陈云同志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很长时间的地方，基础比较雄厚，所以上海一定要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特别警惕三种人，对于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的“三种人”，不仅一个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还要坚决撤下来，绝不能搞“俱往矣”。只有这样，“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今后才闹不起大乱子。记得陈云同志还说：“小平同志讲，上海新的领导班子要‘打碉堡’，要把‘四人帮’在上海经营多年的堡垒打掉。我说还要‘挖根子’，要把‘四人帮’在上海的根子挖掉。”我理解，无论“打碉堡”还是“挖根子”，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从组织路线上，铲除“四人帮”在上海的基础。
国栋同志领受了陈云同志的任务后，回到上海，同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认真地抓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到1983年春天，我再次陪陈云同志到杭州休养时，国栋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希望陈云同志能抽几天时间去一趟上海，亲自看看新近选拔到市级领导岗位上的一批中青年干部。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他欣然同意。这样，我们就在回北京之前，从杭州到上海住了几天。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先找评弹界的人士谈话，了解评弹节目录音保存及评弹界现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情况，并就评弹如何与时代节奏加快、文化生活丰富相适应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陈云同志看来，和评弹界的人谈话，也是一种休息。第二天，他在陈国栋等市委领导同志陪同下，乘汽车在上海市区转了一圈，观看市容。回到住地后，陈云同志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老样子。”意思是和旧上海比和“文革”前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的原因，陈云和国栋同志都很清楚。这一方面与“文革”和“文革”前一些年的失误、折腾有关；另一方面，与上海财政上缴负担重也有很大关系。多少年来，上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是上交中央的，自己留下的钱很少。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实行了包干制，每年上交中央十个亿，剩下都是自己的。但上海仍然按比例上交，就是财政收入越多，上交的也越多。这是因为，那时中央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的财政，如果上海交少了，对中央财政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全国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中央放宽了对上海的政策，上海城市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又过了两天，即5月21日，陈国栋和胡立教、汪道涵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带着新选拔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里的中青年干部，到陈云同志住地，同陈云同志见面。那时，上海选拔担任市委常委和副市长、秘书长一级的中青年干部一共有18个人，那天去的是10位，其中包括黄菊、吴邦国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我理解，这实际上是陈国栋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用实际行动向陈云同志作的一次汇报、一个交代。那天陈云同志非常高兴，跟大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据我所知，当时省一级领导班子中一下子进了这么多中青年干部，上海还是第一家。所以，这也可以看成是陈云同志为了推动全党抓干部年轻化而树立的一个样板，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也是“陈云与上海”这个题目下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一件过去不大为人所知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整理者：刘启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