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

　　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储蓄行为和储蓄量一直都具有中国特色，高额的储蓄率成为支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之谜”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试图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

　　在中国的储蓄总额中，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相当大，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是中国目前经常性项目盈余的主要原因，而过高的企业储蓄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不当政府规制(mis-governance)行为所导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工商研究院主任、商学院金融与经济学讲席教授魏尚进（Shang-Jin Wei）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国企业储蓄率之谜：不同国家比较》［6］一文，通过翔实的数据，比较了中国的1557家上市公司和美国、德国、日本等51个国家的29330家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的储蓄行为。作者把企业储蓄分为总储蓄和净储蓄（净储蓄=总储蓄-投资），如果从总储蓄分析，中国企业的总储蓄率从2002年开始就逐年下降；如果从净储蓄来分析，因为对于投资的支出比较大的缘故，中国企业在很多年份净储蓄一直为负。对于储蓄行为，作者发现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表现并无二致，上市公司的储蓄行为与政治也无大关联。从各个国家的上市公司行为的横向比较来看，近年来企业都在逐渐提高现金比率以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现金分红的企业已经由1978年的665%下降至1999年的208%，因此，作者认为较高的企业储蓄率是一种国际趋势而非“中国特色”，这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储蓄率”之谜。

　　魏尚进等人所撰写的另一篇研究报告——《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7］，认为生命周期理论无法解释家庭层面的储蓄行为；收入不确定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自2003年医疗改革以来储蓄率不断增加的现象；而中国金融市场比过去更加发达是一个可见的事实；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也不能解释过去20年中国人的储蓄行为。该文认为，对于1990～2007年中国家庭50%以上的储蓄行为可以由家庭生育男女的不同所带来的婚姻压力来解释。而对于家庭储蓄率与经常性账户盈余之间的联系，他写的另一篇论文《基于性别不平衡的经常性账户失衡模型》［8］，则在《竞争性储蓄的动机：高性别比率与储蓄率之间的证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模型来分析性别比例不平衡对于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进而研究其与经常性贸易账户盈余之间的关联。作者发现，性别比例的失衡不仅使得男方家长为了保证其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增加储蓄，也会让女方家长为了保持其女儿在婚后新家庭的地位而同样增加储蓄。所以当一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时候，会对全球产生影响。总之，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性别比例失衡是导致其现在过高储蓄行为和经常性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储蓄率问题，不像经济研究假设的那么简单，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因素远远比经济行为更为复杂，需要从更为宏观和系统思维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三、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研究

　　对于国外学者来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对外贸易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和研究得比较充分的课题，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自2009年以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约翰·惠利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卡琳娜·马诺娃(Kalina Manova)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经济研究部高级经理张智威(Zhiwei Zhang)等人，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读。

　　约翰·惠利以宏观数据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其《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亚洲国家的贸易表现》一文［9］，首先比较了2008年1月至2010年4月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月度数据，分析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作者认为，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和印度在对外贸易中表现抢眼，而日本则比较一般，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对外贸易中恢复速度较快，而日本和中国台湾则陷入了较大的衰退之中。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量在2009年底前就恢复了正的增长率，但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如2009年1月的全球贸易水平与2008年9月相比就下降了175%，其中中国台湾和日本分别下降了50%和46%，即使是对外贸易表现较好的中国和韩国也在金融危机中分别下降了42%和29%。其次，分别统计分析了在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表现，以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表现。在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量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这种状况在2009年底已逐渐得到改善。此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是在迅速增长的，这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具有较大的短期冲击，但由于持续时间较短，因此，总体来说消极影响较小，中国、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还保持着正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活动尚属于正常状态。

　　约翰·惠利的另一篇论文——《中国贸易相关政策的模型结构、整体福利和贸易效应》［10］，是在总结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可参见Li Wang，John Whalley：The Impacts of Renminbi Appreciation on Trades Flows and Reserve Accumulation in a Monetary Trade Model，NBER Working Paper No13586，http://wwwnberorg/papers/w13586；John Whalley，Shunming Zhang: State-Owned Enterprise Behaviour Responses to Trade Reforms: Some Analytic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Chinese Data，NBER Working Paper No12780，http://wwwnberorg/papers/w12780；巫云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工作手稿的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作者把影响对外贸易福利的政策因素分为关税自由化、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改革几个主要变量，并利用2006年的有关数据，构建和设计了相关的定量模型以区别中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结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贸易顺差是由内生变量因素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对于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福利的作用比关税自由化要大得多，而人民币升值和中国货币量的不断增加则会减少贸易盈余；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既会影响进口也会影响出口相比，作者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的影响较小，而对出口和贸易盈余的影响比较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出口的影响只是减少了其出口量占制造业的比重，而提高了其他行业的比重。这些基本结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观点有着显著不同之处。

　　卡琳娜·马诺娃和张智威合作发表的《中国的进出口：从企业、产品和贸易伙伴角度》［11］以及《不同的企业和目的地：产品出口的质量不同》［12］两篇工作手稿，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前一篇文章主要是以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根据所有制标准，把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划分为跨国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四种类型，然后分别研究其不同的进出口总量、产品以及贸易伙伴。作者认为，目前极少数的跨国企业控制着中国很大一部分的进出口量，排名前1%的公司占总进口量的51%以及总出口量的60%，前10%的公司占进出口总量的80%～90%，而在此期间40%～50%的新增进出口总量都是由这些公司创造的；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和稳定，它们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口，而向相对比较固定而少量的国家出口产品。后一篇文章是利用2003～2005年中国海关发布的相关数据，分析取得成功的中国出口企业其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情况。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公司出口产品价格与其营利能力、产品销售范围呈正相关；公司进口原料价格也与其出口产品价格、产品销售范围正相关；出口产品的价格与出口目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大小、距离远近也呈正相关。这也说明了在研究对外贸易问题时，要对企业和产品类型进行细分，才能准确把握国际贸易中福利不平等的不同影响因素。

　　除了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之外，还有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沃尔夫冈·凯勒（Wolfgang Keller）、李斌和薛凯洛合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去150年的视角》［13］一文，利用中国旧海关（CMC）本文所指的中国旧海关史料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海关（China Maritime Customs）1859~1948年的统计数据。的资料，将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而参与国际市场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把15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表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对外贸易量也在不断增长，其中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在进出口贸易，特别是与其他中小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的150年间经历了几次循环，1925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就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23%，1950年则是17%，1970年更是下降为07%，直到1990年初才恢复到1925年的市场份额，前后近70年完成一次循环，随后不断上升至2008年的近8%。通过对比1913年、2006年主要国家的出口与产出比率（export-to-GDP ratio），过去的经验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开放程度也较低，现在则越发不明显，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与丹麦和墨西哥较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