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云南方志的特征

　　云南方志的特征。可概括为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真实性与民族性，下分述之。地方性是云南方志的首要特征。无论是省志、府志、州志、县志，或是专门记载山水、古迹的专志，都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由于云南在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建置沿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于中原的特点，所以在此基础上编成的各类志书，就很自然地有着显著的地方色彩。方志关于农谚、方言、民俗、建筑、土产、矿产等的记载，就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广泛性是指方志所记载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云南方志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地理著作，还有文学著作和经济、科技的著作。分别连续记载了云南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举凡云南的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桥梁、关隘、名胜、资源、风俗、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艺文等都为其所包容。

　　资料性也为云南方志的一大特征。云南方志的编纂，采用述而不作，叙而不议方式，如实记述云南的实体、实物、实情、实况，形成云南一方之全史，保存了较多珍贵原始资料。再加上编修方志参加的人员多，采集的范围广，采访的时间长，记录的内容丰富，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料，方志的资料性显得更为突出。

　　云南方志还以真实性见长。云南方志的资料来源有几种:一是公文档册、金石碑刻、谱牒家传地方档案文献，二是实地调查与采访，三是信札、笔记及诗文集。云南和平解放，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地方档册与调查采访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较为可信。而信札、笔记、诗文集也多是官员、文人的亲笔记录，较真实可靠。另外，云南地方志多为当地有名望之文人、官员所修，“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

　　民族性为云南方志的又一特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聚居有26个民族，云南方志记载的对象和主要内容就是26个民族和他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因此，民族特色是云南方志最为独特之处。

　　三、云南方志的价值

　　特征决定其价值。方志以其丰富而又完备的资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文献资料价值。农业和社会经济方面。云南地方志中都列了“农政典”或“农业考”，记载特别详细，保存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和开发工艺生产情况，如云南山区和半山区都有田地，有的县志里就总结了“田在山脚，水暖，下种宜早;田在山尖，水寒，下种宜迟。”此外，有关手工业、商业的状况，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中，也有较多记载，如明谢肇制《滇略》，就记载了“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其人环巧，善制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绿、竹器、布之属，皆甲他处。”又说:“永昌之细布为佳，而洱海花红膏染成最艳，谓之‘洱红’;永昌善造青，谓‘金齿青’，其他独倍他所。”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当时云南在染织、制器、手工工艺、商品交换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水平。这对分析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研究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有参考价值。又如云南茶叶，中外闻名，清人张泓通过采集地方志中的资料，就讲到“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茶’等。毛尖即谷雨前所采，不作团，味清香如荷，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一类，采于谷雨后，以一斤至数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妆资，故名。”这些资料是发展云南绿色产业的重要参考。

　　工矿业方面。云南以有色金属著称，从矿冶资料上看，最早云南汉代就有朱提银、个旧锡，唐代有丽水淘金冶炼，产南诏大理刀著称。近代，云南矿冶业发达，历史上曾发生茂隆银矿及民国七府矿权之争等。各地方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各州县的矿藏开采及冶炼情况。如1922年修的《个旧县志》卷之六“实业部”，就记载了矿山之历史、矿产之种类、矿产之位置、矿山之交通、锡矿之细目、采矿法、大锡成色之鉴别、买卖矿砂之情形、矿山工人之生活、个旧厂规等。又如《会泽县志》就有云南冶铜的记录，《元史》、《明史》食货志都有云南贡纳金、银、铜课居全国之首的记载。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研究历代云南矿业的发展情况，为当今的矿业开发生产提供借鉴。

　　科技方面。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早有较大的成就，关于天象、气候、地质和水利以及重要发明的资料，在方志的“杂志”、“灾异”或“建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剑川发生6级地震; 1951年又发生6. 25级大地震，震后，有人查阅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王世贵《剑川州志》和道光、光绪、民国《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及一些地震资料发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剑川大地震，乾隆十六年(1751年)剑川大地震。据此《滇南新语》中有“粤稽陈迹，每甲子后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忆六十年前、逢戌已验，凋瘵过半，今又周甲矣，且逢未，万姓预有忧色”的记载和总结。地志资料所记震前征兆如井水上涨，牲畜不进栏，鸟鹊群噪，气候突变暴热，在后来发生的地震前，也出现类似情况。说明地方志中的资料，对预报地震有参考意义。

　　民族文化方面。云南方志详尽的记载了26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像滇西北藏文化，滇西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和大理白族文化，滇南和滇西南傣文化，滇中爨文化和滇东北彝文化，滇东南壮、苗文化等，方志中都有资料。如元李京《云南志略》记录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而居”，“山田薄少，刀耕火种”。郭松年《大理行记》中称述:“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到了明代，明修地方志记录有:“男耕女织，无异中土”，“耕作、房舍、饮食颇类汉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地方志中也有记录，如大理三月街，《大理县志》说“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观场中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夷物亦无不至”。可以看出三月街由来已久，规模盛大，参加民族多。这些记载，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开发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了生动的泉源。

　　生态环境方面。方志中都有云南各个地域历史上良好生态环境的详细记载，譬如乾隆四十六年有楚雄《紫金山封山碑》、四十八年剑川《保护公山碑记》、嘉庆三年腾冲《龙王庙碑》、光绪二年会泽植树碑》等，有关老君山、紫溪山树木及异龙湖、大龙箐水源的乡规民约碑文记载，对维护生态平衡，防止环境污染有积极作用。这些资料是政府在制定生态环境治理方案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可与现实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社会历史方面。云南自秦汉以来，即纳入中国版图，魏晋时为宁州(亦称南宁州)，唐代南诏辖区为云南安抚司地，唐朝册封南诏为“云南王”，宋王朝也多次册封大理王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此间，大理王段和誉心悦臣服，乞修朝贡，曾派布燮李紫琮、臣杨苛祥、坦绰李百祥等押马380匹(内有50匹特进)、麝香、牛黄、细毡、碧山(大理石)、甲衣、弓箭等进京贡献，顺应时势，与宋和好。公元1253年，忽必烈进军云南，后灭南宋，建立元朝，云南行省的名称正式使用。这些资料在云南志中都有记载。因为云南方志是在云南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反映云南基本情况的综合性著作，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系统、全面的记事、状物、考辩历史，从复杂的历史风云、自然变迁中，探索云南社会历史的变革及自然发展的脉络，保存有连续不间断的云南历史资料。要研究云南的社会历史，就必须依赖于当地的各种方志。多年来，方志在云南的区域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述资料外，云南方志中还包含了建筑、文学、艺术、历史人物、宗教、对外交往等很多有用的资料。总之，要研究历史上云南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军事史实和文化发展，都可以在方志中找到各种资料。关键在于去发现、去挖掘，通过浩瀚的史志整理清查，将那些有用的资料筛选出来，再配合其他资料，对于存史、资治、教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为今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四、云南方志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