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四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与第三批观察员同行的还有三个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我们在延安观察组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去重庆。根据统计，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一百二十多名，均把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还接待过一位美国军官威廉·泰勒。他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1941年12月日本进攻太平洋岛屿时被俘，在集中营做了三年多苦役。1945年6月，日本人决定把他和其他一些美军俘虏转移到中国东北构筑工事。在徐州附近，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时，悄悄地从行驶中的火车跳下逃跑，被新四军发现并护送至鲁南转交给八路军。毛主席即指示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护送泰勒至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转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因华盛顿美军总部召他回国，以了解关于美国战俘的情况。泰勒返美前夕，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热情款待了他，到机场欢送并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国访问，高兴地同我见了面，临别时他送给我两张发黄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机场上分别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包含着许多温暖友好的回忆。

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史迪威要蒋介石将其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嫡系部队开到西南前线去打日本，而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人来华进行协调。罗斯福派来原陆军部长赫尔利，但赫尔利是看蒋介石脸色办事的人，处处站在蒋介石一边，还言听计从地把蒋介石撤销史迪威的要求转告罗斯福。

由于罗斯福此时已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海上和空中的打击来战胜日本，中国战场不再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并拖到胜利即可，因此同意调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马歇尔召回他的电报。史迪威的被召回，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改变到完全依靠蒋介石集团，对一些有头脑的、主张执行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军政官员开始压制和迫害。

在中国的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为争取抗战的反攻阶段早日到来，中共希望罗斯福直接过问中国问题，促使中国问题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中央曾以朱德名义给美国海军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写了一封信，1945年2月5日交给希契上尉带到华盛顿。毛主席也曾致函罗斯福，托当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克罗姆莱上校发出，但都没有回音。原因何在？我在三十多年后曾同当年观察组成员、后担任美国外交官的约翰·谢伟思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当时美国已经可以从太平洋海上基地对日本实行空中打击，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而且在1945年2月上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已达成秘密协定，以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为条件，斯大林保证在战胜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只要支持蒋介石，使他不投降日本，即可望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不再需要同中共合作。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他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要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