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安全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政治文明化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变化。近年来,在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学术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影响要素、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和评介,以厘清学术界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偏差,可以为进一步推进政治安全问题研究提供线索和参考。
【关键词】政治安全 国家安全 政治安全观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
“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政治安全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1］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我国政治学界就出现了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观与新安全观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一般认为，在传统安全观中，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占据核心地位，主要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颠覆势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因素上的威胁。随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整体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抓住 30 年改革开放的契机，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因此，对国家安全的探讨也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转移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正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观念，“军事 － 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 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2］( p1)。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安全无疑也将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研究路径。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政治安全问题。《易·系辞下》指出：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近年来，对隐含在我国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安全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围绕着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政治安全的战略、策略、原则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研究视角出发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问题的主要观点做以下综述和评析。
一、关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概念的准确界定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给政治安全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所言： “也许由于社会领域已被定义，政治领域就变成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被介于军事和社会领域之间”，“说起来自相矛盾，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却也是一个多余的范畴：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2］( P191 －192)从现有出版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并没有严格区分，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外部防范机制探讨较多，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内生机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从总体上看，目前对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国家主权说。这种观点强调了国家是政治安全的主体，所谓政治安全即主权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和国际压力的情况下，防止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和颠覆活动，以维护本国主权和政权的完整性。从早期的文献来看，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安全问题代表了主流的研究方向，并且这一领域也集中了众多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按照以往的观点，政治安全一直是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概念，甚至在很多语境下等同于国防安全，关注的热点也主要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相关的国际事务领域。
如马振超、马维野等人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权； 民族尊严不受污辱，维护国家政权的独立自主，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尹淑艳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重新做出界定，将维护国家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内涵和实质。认为政治安全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状态，也就是客观上国家政治制度不受威胁的状态，主观上国民也不会出现因国家政权的完整性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3］。
2． 制度因素说。这种观点主要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稳定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安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中提出： 政治安全即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梁艳菊和宋晓梅等人认为，政治安全的内容就是保障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政治动乱，促进政治发展［4］。杨宁认为，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主要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方面基本要素［5］。沈伟烈和陆俊元把主体意识形态纳入政治安全内涵，认为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保障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安全，政治安全的主体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政治体制及其主导这种制度与体制的主体意识形态。政治安全要求： 国家确立的基本制度得以保持，政治体制要相对稳定，主体意识形态得以维护［6］。
3． 意识形态说。这种观点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如刘祎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7］。
4． 执政安全说。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一国范围内执政党的执政安全的角度来界定政治安全。如有学者指出，政治安全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执政党和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成了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8］。
从以上第二、三、四种观点可以看出，从国内政治因素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的学者，对政治安全的主体有相对统一的态度，即政治安全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涉及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当然，以上观点虽各有其侧重点，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从政治制度、主体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执政安全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安全。在这部分学者看来，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就是保障国家主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定、维护执政党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以防止社会的政治动乱，从而促进国家的正常稳定发展。然而这类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其政治安全问题应该放在国际层面进行审视，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可以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
5． 综合因素说。这种观点综合了国家主权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强调要从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认为政治安全既是国家的主权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内部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执政活动、政治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安全。
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安全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防止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以及各种危险因素，保障国家的主权，同时也表现为在国内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保持权力机构对政治过程的控制，从而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9］。邓卫永和李屏南同样也提出，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指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际地位［10］。
陆俊元在《界定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提出，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 政治稳定，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稳定。
李忠杰在《怎样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中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其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内。
刘跃进认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权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不受别国的干涉和破坏，社会政治稳定，政权巩固，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11］。
田玉才对此也做了比较清晰的概括：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领土、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我国表现为： 对外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 对内保持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社会稳定［12］。
可见，综合因素说从过去的以一国静态的政治安全逐步拓展到全球动态的政治安全，从而开辟了新形势下政治安全观的新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活动更加紧密相连，一国的政治活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即时地传遍全球并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同时，网络社会的诸多便利也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网络政治，而网络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也正在改变着原有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相对于国家主权说和其他政治因素说等传统观点而言，现实社会中政治安全的外延和内涵开始不断拓展。可以预见的是，围绕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系统研究国家主权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政治秩序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将外部防范机制和内部生长机制紧密结合的政治安全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6． 广义政治说。巴瑞·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 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有学者据此认为政治安全涵盖了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国民安全、国土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经济安全、贩毒走私、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甚至包括严重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等要素。这实际上已经把政治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了，而事实上两者是有一定边界的，各自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可否认，从广义政治的视角看待政治安全问题是个全新的值得借鉴的方法，但如果将人类面临的大多数重要的社会问题都当成政治安全问题，那就难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政治安全问题了，同时也无法正确区分政治安全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界限，这样政治安全概念将失去其特定的意义，而且政治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将失去其特定的对象。
7． 政治状态说。与狭义的国家主权说和广义政治说不同，有学者主张政治安全问题应该围绕政治这个主轴展开，所谓政治安全应该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这样才能与其他诸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区别开来。虞崇胜等即认为：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1］应该说，从政治体系的角度，将政治安全理解为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并针对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进而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不无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政治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广义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但又与传统的狭义国家安全不同。当然，政治安全内涵的界定会随着政治环境的不同，其侧重点相应也发生变化。因此，政治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它需要理性思维，但同时也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二、关于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分析
特定的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安全的结构是不同的，也就说，任何国家的政治安全都不是由单一要素支撑的，而是受到该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性质与状态的影响并由多种要素构成，不过，在这种政治安全结构中，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要素会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
国家主权独立无疑是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不然，连国家和人民的尊严都无法保障，只能依附于其他国家，那又何谈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当代政治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国政治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安全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安全就是残缺的，甚至会导致不安全”［13］。
针对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刘普和林毅认为： 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14］，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视角来考虑政治安全问题，而应该树立一种立体的综合安全观。如刘文认为，从构成要素上看，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国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稳定、民族尊严得到尊重和捍卫。在信息时代，政治安全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应该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相结合，综合加以考虑［15］。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趋向相对稳定，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摒弃军事政治思维，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王逸舟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互动融合趋势［16］。这说明，经济已逐渐成为政治安全结构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正在为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政治安全观所取代。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认为，全球化进程也是政治安全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加强，同时，全球化浪潮也使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从而使政治安全受到挑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7］( p141)。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也曾说过： 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可见，相对于传统的安全观的影响因素，全球化趋势使得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理念、价值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软武器的威力和长远影响甚至远远大于直接的武力威胁，从而使政治安全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应用冲破了国家有效控制政治参与的阀门，人们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 =政治动乱”的公式来说明，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随意扩充和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将必然导致政治动乱［17］( p51)。因此，对于许多政治制度不够完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会对网络政治参与采取适度的控制，以确保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防止政治动乱。在这里，网络政治安全就成为一个影响政治安全的新要素。
我们认为，广义的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状态，它包括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国家主权、国家政权、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执政党地位、政治秩序等要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18］。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政治、经济交往更加密切，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也在不断出现分化的趋势，可以想象的是，影响政治安全的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要素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调整。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和寻求合作的理念来分析政治安全的要素问题。
三、关于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
我国政治安全在新形势下无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上厘清思路还是从关注现实的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政治安全的挑战进行了论述。
1． 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19］。如作为西方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念，“自由主义”就一味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鼓吹多党制，鼓吹私有制，并鼓吹全面市场化，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削弱公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20］。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如反对垄断、鼓励竞争等，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1］，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 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2］( p38)，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 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22］。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23］。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 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 IS026000) 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24］。
5． 经济活动政治化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不同国家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西方国家常常利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如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政策、汇率政策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
6． 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的挑战。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安云初从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时代必然面临的全球信息化挑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趋势，敌意和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网络为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便利，而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具有对执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坏力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参与膨胀引起的利益实现障碍容易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25］，从而对政治安全形成挑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普世价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抓住核心问题，并掌握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应对这些随时存在的挑战和威胁。
四、关于政治安全战略与策略
对于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邓卫永和李屏南认为，有必要确立政治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如国家利益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协调原则等［10］。同时，我国政治安全战略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用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力量，从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来实现我国政治安全的目标。
1． 建立新的政治安全观。关于如何促进国家的政治安全，有学者指出，首要的是创新观念，树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安全观。因为信息时代的政治安全已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还涉及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这无疑扩大了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考虑到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国家政治安全战略就必须根据当今社会的内在特点，把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考虑，树立立体的综合安全观，而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安全的实现。
2．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马振超认为，在国家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外部的直接政治颠覆、干涉和军事入侵等威胁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维护和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集中于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直接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扰乱社会稳定的企图［26］。针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针锋相对，给予有效回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围绕国家政治安全的主题，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抵制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活动。
3． 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扬优、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该充分借鉴和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创新是政治体制充满生机、活力的源泉； 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生命力之所在，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因此，尤其要注重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政治行为，维护政治秩序，保障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27］。
4． 加强执政党建设。要提高国家政治安全水平，执政党执政安全不可回避。执政党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活动中都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执政党的建设水平及执政能力，必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整体安全带来重大影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水平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因为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了，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意味着国家政局的动荡和混乱，意味着中国政治安全的丧失。因此，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安全水平的高低［15］。
5． 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应对政治安全威胁的基础物质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不可否认，经济安全现今在政治安全中处于主导地位，绝不能将经济安全建立在对其他大国的依附上，也不能一味地依靠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来谋求一时的安全，更不能在国际社会的夹缝中去谋取安全环境。姜川认为，维护政治安全，改善安全处境，不仅要从外部人手，也要从内部寻找出路，中国的安全要依靠自己的发展才能获得根本解决［19］。一个国家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就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
6． 确保我国信息安全。在全球信息时代，政治安全的外延由现实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网络发展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挑战。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我国在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有利影响的同时，只有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才能有效防范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28］。如建立完善的信息立法机制，加强网络监督管理，同时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确保信息安全，从而促进政治安全。
不可否认，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是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重新界定政治安全，树立“多位一体”的政治安全新观念。我们认为，并不需要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从而使“政治安全”问题无限泛化，成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又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下，“政治安全”必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确立政治安全战略时不能单纯从政治方面考虑政治安全的实现，而应从系统的、互动的角度考虑政治安全与其他安全领域的影响以及与国家根本利益的关系问题。
因此，近期我国的政治安全研究还是应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政治安全？ 它由哪些要素构成？ 只有对政治安全概念做出既符合现实要求同时又适应长远发展要求的科学界定，才能用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区分政治安全与非政治安全领域，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促进政治安全的问题，从而为建构和发展我国政治安全理论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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