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指引下，开创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经验，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9]“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10]叫毛泽东之所以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因为中国具有与资产阶级各国不同的显著特点。“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11]，反动统治势力总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种条件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12]，而是“差不多开始面对着的任务”就是“组织武装斗争”[13]。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为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空隙；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由此决定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此就必须，而且有可能首先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壮大革命力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随即撤退转向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开辟了中国农村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针对红旗能够打多久的思想疑惑，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特殊国情，论证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明确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在反“围剿”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根据地由井冈山一小块逐步扩大几乎连成一片，不但形成了广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与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且还开辟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以及赣东北、广西西部、广东东江地区、海南琼崖、川东、浙南、苏中等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呈星火燎原之势。毛泽东把建立小块根据地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出发点，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精辟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总方针，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展到l9块，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人口达9550万，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不但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为抗战胜利后有效地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l947年7月至9月，适时地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战略决战9=-大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城市的胜利局面，奠定了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