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层民主选举与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是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基层社会如何实现有效整合、有效运转的创造性尝试，也对完善现代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历来是政权只到县，县以下是乡绅治理。实际上，乡绅治理也是因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统治力所不及而出现的社会自整合、自运转机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人民公社取代了社会基层传统的自整合、自运转机制，把国家权力直插到基层社会，结果是社会被控制而缺乏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以村民自治取代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重塑基层社会整合机制和运转机制。但多年来村两委之间矛盾重重，村两委与农民群众之间矛盾也不少。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政治着眼强调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又主要是从权力控制角度来实施，实质仍然摆脱不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而成都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恰恰不是强化党组织和村委会对权力的控制，而是从尊重、实现群众的民主权利角度，在党的领导下使群众自己决策、自己管理、民主监督，把党支部放在组织和引导乡村公共生活、帮助村委会执行决议、履行好服务职能的角度开展工作，实质是从根本上调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执政党与群众关系，恢复社会基层的自整合自运转能力。而这种自整合自运转又不完全是自发自生，而是在执政党的有效引导和组织下进行。从当下看，这是有效治理社会基层，从长远看则是塑造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新的社会基础。
　　成都市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他们一方面探索基层政权层面上的民主选举授权机制，努力完善现代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探索现代国家的社会基层治理结构和运转机制。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大胆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路径和脉络开始显现，可以说他们的实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发展基层民主政治也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实现转型的成功路径。政党产生于社会，执政是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而不等于党在民主政治结构中的位置改变。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由于执政方式存在问题，事实上形成了党的组织行政化倾向，导致党脱离群众。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企业、事业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尴尬，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与此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农村党组织都在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有的地方还提出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突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职能。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控制和运用国家权力来替群众包办事情，或把代替群众做主办事当做服务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乡村干部说的“干部累、群众怨”的局面。所以，基层党组织的职能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党的转型，把一个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化的党真正恢复为社会民众中的政治中坚力量。这个中坚力量的作用发挥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组织和引导群众当家作主来自己办好自己的事，靠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远见卓识、能力水平、处事公正、热心服务，来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从而成为群众的主心骨。成都基层民主实践中党组织的逐步转型，使我们看到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正确路径。只有通过党组织职能的转变，使党恢复其政党的本来功能，久而久之，党的根基才能深深扎在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增强党的政治影响力、政治感召力，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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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