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66年开始的第3个5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1966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3个5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都-昆明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1968年可以提前2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

　　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修改第3个5年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10年中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1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年至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而根据不同的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与1953年至1966年的14年每年增长率6.2％相比较，应当得出的10年少增长收入是2793亿元。但是，这些计算毕竟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显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这些不够准确的数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整个10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3和第4个5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如果与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相比较，“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明显和前者不同。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173.1比1958年的指数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10年中翻了将近1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