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兄弟党应相互学习

　　李：在您的核心课程“当代中国：现代世界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中，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占分量相差不多。我想知道您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

　　柯：确切地说，应该是大陆占三分之二，台湾占三分之一。你可能又要问，为什么我没给广东省或其他省三分之一的分量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存在着两个行政体系又奉行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通过这个课程和这样的安排，我首先想探讨的是，从1950年到现在，中国发展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发展的可能性；台湾也有几种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大陆和台湾不大相同。比如，在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土地改革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土地改革在台湾行得通而在大陆行不通?台湾土地改革从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而大陆的土地改革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又如，比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我们发现台湾很早就从政府计划经济过渡到政府指导经济，而这种过渡在大陆却很晚，原因何在呢?事实上，从任何角度上看，大陆和台湾都可以相互学习。

　　再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算得上是真正的兄弟党。两党非常相似：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成长壮大，在组织和运作上都模仿国民党，就像国民党模仿苏共一样。两党都学习苏联，尽管各自的学习方式和所学的东同有所不同，他们相同之处还是多于不同之处，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觉得两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当然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我也不会对他们存在不同的问题视而不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从相同的菜单中寻求各自的答案。比如说，是允许私营企业存在还是进行压制?是允许选举还是阻碍选举?如果允许选举，是不是仅仅因为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获胜?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就是这么做的，直到他们最后丢掉了执政党的地位。而这个时候，他们又不得不改变路线，以便能够重新掌握政权。我认为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从台湾那里学到了不计其数的经验，他们对此也毫不讳言。

　　总而言之，我的课程就是要学生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异同，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可能选择的道路。

中国始终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李：您的著作曾探讨全球化与国际化，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呢?

　　柯：中国的过去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在中国背景下理解，也要在全球背景下来理解，因为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的主导者之一。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基本事实，是因为中国现在对外开放的程度比我们20年前想象的要高得多。其实，中国对外封闭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其开放时期那么重要。在我看来，至少从太平天国开始到现在，人们很难说得清什么是外国的、什么是中国的，在外国与中国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宗教方面，中国始终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中国有时可能是领导者，有时可能是跟从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确实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不例外，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成员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而且是非常核心的成员，所以现在中国努力拓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自然不过了。现在的世界同19世纪20年代的世界极其相似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中国人，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

　　李：最近您又开始对中国商业史感兴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对于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您认为中国人从老祖宗那里学得多呢，还是从现代西方人那里学得多?

　　柯：现代的中国商人和商业史很独特，要问他们从哪里学到的市场经济，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说法最合适不过了，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商人在采用西方管理技术方面非常到位，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商人特别善于利用国际化的商业组织形式。与此同时，那种家族管理、小规模商业的传统却经久不衰；商业管理通常不仅看商业运作，还看人际关系，诸如交际圈、什么人可以信任、什么人不能信任等观念对中国商业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一个中国的公司，其外在的形式同一个西方的公司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内部的人际关系却非常中国化。也可以说，其硬件有时更像西方，但软件却是非常非常中国化的。不仅私营企业如此，国营企业也如此，尽管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历史不同，但其历史也是非常中国化的。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结合也不是什么缺点，相反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份强有力的资产，可能更适合中国商业的发展。 

哈佛中国基金会鼓励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