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濑户宏教授应邀访问中央编译局并作了题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学术活动及其变迁”的学术讲座。在讲座中，濑户宏教授介绍了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发展概况、特色以及它与亚洲政经学会在研究立场与关注领域等方面的不同。
一、概况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成立于1951年5月，成立时名为现代中国学会。1992年后，因为与中国等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所以名称改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简称“现中学会”。至2011年拥有会员700多名，在有关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学会、研究会中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团体之一。尽管现中学会不能代表二战后日本所有的现代中国研究，但它的发展历程代表了日本中国研究的重要特点。
现代中国学会名称中的“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术探讨的对象，现中学会目前尚未进行统一解释，任凭每个会员的判断。现中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年度全国学术大会，出版年刊《现代中国》。全国学术大会是现中学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每年10月召开，轮流在会员所在大学举办。大会会期两天，第一天是现中学会总部和主办大学确定的专题报告(共同论题)，第二天是会员自愿申请的自由报告(自由论题)。进入21世纪后,每年平均约有200人参加大会，每次围绕共同论题和自由论题共有30多个学术报告。此外,关东（东京）、关西（大阪）、西日本（福冈）设有分会，每年都有自己的学术活动。现中学会的研究范围很广，有关现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研究对象。如今，现中学会全国学术大会关于自由论题设有四个分组讨论会，即政治、经济、历史、文学。
二、特色
现中学会网站上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沿革和概要》一文中提到：“现中学会创立的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后，背景是建立在对参与侵略战争的战前中国研究的反思和中国革命成功带来的理性刺激的基础上。”《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沿革和概要》是经过组织讨论后以现任理事长的名义发布的，它是现中学会的正式文件。每次理事长更替时,就要作部分修改。但“沿革”的这个部分的内容一直没变。
现中学会是很松散的学术组织，会员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所以“沿革”的说法有些模糊。不过，时至今日，现中学会仍主张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对历史的贡献。1951年前后的日本，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友好亲近感。现中学会的成立与当时日本的这种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到1979年左右，现中学会具有浓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具体而言：
第一，反思战前的中国研究，创立新的研究方法。在1953年学会成立的解说词和简介中曾分别介绍：“现代中国研究不是只有现代的中国才是研究对象，而是带着现代的意识研究中国的含义，所以我们希望历史学者、中国古典学者也跟我们合作。”这点从当时学会会报上的研究会动向中可以知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战前以及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的汉学研究者不用汉语看文献，而用日文中“训读”这个特殊翻译法看文献。“训读”有一千年以上历史，熟练训读的学者阅读中国古典书籍的能力很强。但是，这种阅读方法常常使学者忽略中国是外国，导致忽略作为外国的现代中国的特点。现中学会提倡的用现代的意识研究古典首先意味着应用中文阅读中国古典。
第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强烈的亲近感。195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在前言中提到：“时至今日，我们在对过去‘支那研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一直为确立正确的中国研究努力。因为认识到正确看到并传达历史的现实和社会的实际的重要性，所以，现中学会的前辈们要求一些报刊把‘中国’说成‘中共’一事进行反省。对一些教科书中提到‘中国人不讲卫生’、小学用的世界地图跟以前一样仍标示中华民国、首都仍是南京等，也一一提出忠告。过去‘支那研究’连这样初步的事情也不能做到，没有树立学术性权威，也缺乏科学性。”
第三，为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加强友好交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现中学会对重大社会问题积极发表了决议或声明。例如，“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1959)、“抗议日美安保条约”、“促进日中恢复邦交声明”(1960)、“反对批准日韩条约的声明”(1965)、“反对侵略越南战争的声明”(1965)、“对NHK中国语讲座问题的建议”(1971)、“对现行教科书中有关中国、亚洲记述的声明”(1973)等等。现中学会的社会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从1962年开始的反对接受美国的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资金的运动。这两个基金会1962年突然表明要给日本的中国研究机构、大学提供巨额的研究资金。20世纪60年代日本还比较贫穷，两个基金会要提供的研究资金大大超过了当年日本政府提供的研究资金总额。大家马上揣测这两个基金会提供研究资金的政治意图。到1972年为止，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邦交，这样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有倾向性或政治性。当时的有关决议中提到：“第一，利用福特、亚洲两个基金会提供资金而进行中国研究，不管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如何,客观上意味着必然要形成研究上的美日台三角同盟，促成对中国的敌视。我们强烈反对这两个基金会的计划以及所有类似内容的计划。第二，我们强烈希望不再重复二战前中国研究的错误，促进日中恢复邦交、日中学术交流，立足于保卫亚洲和平的立场进行研究。以这个问题为起点，我们更要反思以前中国研究的姿态，要致力于真正科学的中国研究。”[1]这些活动使现中学会成为具有浓厚“反体制”色彩的左派学会。但是，现中学会还是学会。前辈们一边参加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一边保持作为学术团体的本色进行了相关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就，度过多次财经、组织危机，坚持了下来。
第四，“文革”的影响巨大。文化大革命给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带来了剧烈而复杂的影响。上文提到现中学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近感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热情。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存在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在初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及与中国的交流中，日本共产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1966年3月“文革”前夕，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因对苏联的评价而决裂。不久，决裂的影响波及到了日本国内，各种与现中学会具有同样价值观和理念的学会、交流团体纷纷发生了分裂。40多年过去了，分裂的原因早已消失，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已恢复关系，但几乎所有分裂的团体至今尚未完全恢复统一，可见这次分裂的严重后果。
对“文革”持有支持态度的学者形成了现中学会的主流。但与其他的团体不同，现中学会没有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现中学会负责人坚持其作为学术团体的组织性质、作风，对不同想法持有宽容态度。但是，“文革”的影响在现中学会活动中还是逐渐表现出来。林彪事件以后的“文革”后期以及“文革”刚结束时期，现中学会的活动基本停滞，1973年、1977年这两年没有发行《现代中国》,1978年至1981年不得不用《现代中国学会会报》这样的小册子代替。地方组织除了关西以外都解体了。刊物和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的质量也明显下降。时至今日，现中学会尚未对“文革”时期的活动进行归纳总结。马场公彦曾指出:“在中国，不能出版支持‘文革’的言论。……官方历史上，‘文革’的十年历史被抹杀，出现了一个空白。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这种‘隐晦’，日本舆论界多以侵犯自由和限制出版而加以批评。不过，日本对‘文革’的讨论也缺乏对当事人的证言以及回顾进行充分研究。时至今日，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尚难了解有关事实，即便是一些争论。要探索日本认识中国的轨迹，以学术的视角定义‘文革’在历史中的位置，系统进行整理研究，对确立日本正确认识中国以及保证悲剧不再重演是十分重要的。”[2]就我个人的意见，现中学会作为学术团体不应提出整齐划一的认识。“文革”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本身就是学术探索的对象，应允许从多角度进行探索。
三、与亚洲政经学会的区别
除了现中学会，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还有另一重要组织，即亚洲政经学会。它创立于1953年，尽管研究范围是整个亚洲，但重点仍是中国。关于其成立的一些缘由，卫藤沈吉指出：“历史学研究会几乎被共产党或它的同路人占领，现代中国学会被以中国研究所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它们在政治上旗帜鲜明，过度从事大量社会活动。注重实证的亚洲研究者应组织真正的学术学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成立了该组织。”[3]尽管卫藤认为“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但实际上他们与日本外务省有着密切联系。亚洲政经学会主要成员与外务省定期召开研究会，并接受外务省提供的资金，最多的时候占其预算的65%。[4]
现中学会和亚洲政经学会代表着二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两个侧面。关于这两个互相对立的侧面，加加美光行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表现为‘亲中’和‘反中’两种立场的对立，即以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安全保障政策为目的的中国研究，以及与此相反，反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追随美国和继续与中国为敌而进行中国研究。亚洲政经学会和现代中国学会就是这种对立的代表组织。”[5]
那么，如今现中学会与亚洲政经学会的区别是否已经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进入崭新时期。因为，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日本对中国愈加关注。研究中国、学习汉语的学生增加，大学纷纷增设有关现代中国、汉语的专业，现中学会会员也年年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0人左右增加到2011年的700多人。
由于中国国内的变化以及对“文革”以前中国研究的反思,现中学会的研究内容也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1991年苏东剧变和1992年中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更明显。1992年以前，现中学会全国学术大会的专题(共同论题)常常采用“社会主义”这样字眼的题目，如“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1955)、“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阶段——继续革命和现代化”(1978)、“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和现代中国”(1988)等。但1993年起,大会专题中不再出现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如今，现中学会已经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那样的明显倾向性。虽然没有过去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是代替它的是不同学术领域、学科间的壁垒。作为学会现任理事长的本人曾指出：“今天，现中学会要想保持一种倾向性是很困难的。不仅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中学会也已发展为中等规模的学会，成为对现代中国有着五光十色见解的学者的宽松集体，用特定的倾向性、方向性统一是困难的。要想让会员不失望，首先要把现中学会作为不同见解交流的学术场所。尽管今天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去的历史表明，要想达到此目的仍要付出很大努力。”[6]
今天，很多研究者认为现中学会和亚洲政经学会的区别已消失。“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研究中左与右的对立快速地和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也应使学术研究多样化。对中国的简单化、一面化、一言堂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变化对日本所谓进步的、左翼的学者具有很大影响，他们开始进行所谓‘非政治化’的研究。”[7]在政治、经济研究领域，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现中学会和亚洲政经学会之间仍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即现中学会包含着文学艺术研究，而亚洲政经学会却不包含。现中学会和亚洲政经学会成立时的区别就足以解释该原因。加加美光行针对亚洲政经学会基本研究方向的地区研究指出，日本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一般不称为“外国研究”而称为“地区研究”，言下之意，隐含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之意，亚洲政经学会也不例外。亚洲政经学会创立时的一段时期内，具有加加美指出的倾向。文学艺术研究与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科学不同,是以对研究对象的尊敬、共鸣而投入感情为基础。如把研究对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就是认为中国比日本落后的研究立场，不会尊敬研究对象并愿意投入感情。
现中学会认为中国是比日本更早进行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怀有尊敬的心情。对当年现中学会的很多会员来说，中国与欧美国家一样，是另一意义上的先进国家。因此，出现了要研究表现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文学艺术的欲求。遗憾的是，对于现中学会中文学艺术研究的意义,并非所有的人都很理解。对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不关心的现代中国研究显然是不足的。包含着文学艺术研究的现中学会,对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关于福特、亚洲两个基金会提供资金问题的决议》（1962)。
[2]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新曜社2010年版，第319页。
[3] 卫藤沈吉：《亚洲政经学会的三十年》，载《亚洲研究》第30卷，1983年。
[4] 中板谷茂：《最近十年学会总结和今后展望》，载《亚洲政经学会的四十年》，1993年。
[5] 加加美光行：《镜子中的日本和中国》，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第97页。
[6] 濑户宏理事长就职演说，《对现中学会存在意义的思考》。
[7] 卫藤沈吉在1983年“亚洲政经学会的三十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日本摄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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