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献。在我看来，这篇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讲话的精髓，是贯穿始终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

　　先说唯物史观。毛主席旗帜鲜明地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及“怎么为”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深刻地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里的"群众F'，就是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毛主席强调:第一，新的人民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第二，新的人民文艺的表现对象，也是人民大众;第三，新的人民文艺的创作主体，还是人民大众。且看当年的延安秧歌，那鉴赏对象、审美表现对象仍是创作的主体，都是人民大众。安塞的腰鼓，亦是如此。还有《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概莫能外。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新的人民文艺当然要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下与时俱进，开创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新的持续繁荣局面。但《讲话》精辟阐明的文艺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和创作主体都是人民群众这一唯物史观的精神尤须继承坚守。毋庸讳言，正是在继承坚守唯物史观的原则立场上，值得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商尚人格"的宗旨认真反思。譬如，强调"惠民"即服务民众是必要的，但如何同时践行人民群众是创造文化艺术的主体昵?宣传电影故事片年产已达719部位居世界前三以证"电影大国"成为现实见诸报刊，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部是真正以表现人民大众为题材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并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在人民群众心中扎了根、播了种呢?电视台天天强调的"收视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干部群众各方面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呢?……所有这些，以《讲话》的唯物史观深长思之，大有益焉!

　　再说辩证思维。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是辩证还是片面?是成败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F没有辩证思维，就不能坚守唯物史观。《讲话》从当年延安文艺界的实际出发，遵循唯物史观对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动机与效果等一系列重复关系即矛盾进行了精湛的辩证思维。譬如，关于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毛主席强调作家艺术家有一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要自觉把自己的立脚点、思想感情都转到人民大众一面，要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此其一:其二，指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并针对某些人把传统与经典也当成源泉阐明这些都是"流"而非"源"；其三，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一一这著名的"六个更"，是对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重温《讲话》，观照当下，我深感文艺创作强调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是必要而正确的，但忽略了"六个更"这高于生活的一面，就不辩证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的“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道理正在于此。现在的作品出现媚俗、低俗、庸俗倾向，缺乏审美理想的烛照和引领，如电视剧《蜗居》那样，思维根源就是悖理了辩证法。再如，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毛主席说：“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的指导下的普及。”“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讲得多辩证、多精辟啊!反观当下，我们有时似乎在强调普及时主要考虑受众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忽视了必须同时强调"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于是乎，重迎合而轻引领，重功利实惠而轻理想信仰，出现了评价电影就看票房，评价电视剧就看收视率，评价出版物就看码洋.......重经济效益而轻精神价值。此种教训，极为深刻。推而广之，我联想到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文艺创作，当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对于文艺创作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应忘却辩证思维，忽视乃是不讲市场即资本运作对于文艺创作资源配置完全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从而提醒人们全面辩证地把握好度，自觉防止消极作用而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的持续健康繁荣。须知，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深刻解剖过剩余价值的奥秘，指明资本生产的最大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即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却是“超功利”，因而"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诗歌相敌对"。

　　重温《讲话》，继承、坚守、弘扬流贯其间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对于我 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创作与鉴赏持续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