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6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推进密不可分。首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侯惠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缔造新中国和领导建设新中国，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中国的灵魂，也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或之后，我们都始终在紧紧抓住党的工作中心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现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本刊记者：毛泽东在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哪些伟大功绩？
　　侯惠勤：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明确敲响警钟：“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做。这就是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这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推翻旧制度向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转变。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言，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毛泽东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中学习、批判和立法是三个主要环节。
　　本刊记者：毛泽东怎样通过学习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学习环节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为重点、以世界观转变为根本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新中国成立前仅限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理论学习不同，这次学习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参加学习的是大量新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和从事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以转变和改造其旧的世界观，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新政权必须吸收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之服务，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其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另一方面，几百万新加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低，懂得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多。相反，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却有着广泛的影响，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为此，1950 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人民日报》在1951 年1 月29 日发表的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在思想上所履行的批判的革命的任务，不仅对于我们党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它对于我们全国人民也有极伟大的意义。”社论号召“政治和经济任何部门的干部，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用实践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端正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学习和批判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并非如西方传媒所渲染的那种强迫“洗脑筋”。这种自觉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首先在于社会变化和形势发展同人们原先的旧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学习就要落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1951年致李达的信中对此感受颇深．他特别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事实上，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学习运动，就始于1951 年9 月北京大学12 位著名教授所发起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其次，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还在于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和正确引导，因而造成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光荣的社会大环境。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在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的报告中，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范例。一方面，知识分子确有一个克服其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而向人民立场、以至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又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这个报告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使思想改造完全纳入了一种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氛围，并成为向往进步、投身人民事业的自我要求。
本刊记者：毛泽东怎样通过批判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批判环节就是指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全面扎根为追求的错误思潮批判。毛泽东善于抓错误思潮的苗头和典型，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赠匾嘉奖的“千古奇丐”。电影《武训传》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摄制完成，同年底开始在全国上映。它歌颂了武训忍辱负重，以乞讨所得放债，置田产以兴办义学而使农村穷孩子得以上学的“义举”，实际上宣传了一个以妥协和阶级合作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样板。因此，它就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价值观标准问题，更关系到应加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重大历史观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电影上映后的短短4 个月内，仅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报刊就发表了40 多篇赞扬的文章，整个文化界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武训热”中的唯心史观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之所以把应当批判的丑恶行为当作“义举”去尽力歌颂，就是因为它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是传统观念和封建道德。“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还特别严厉批评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在反历史的错误思潮前丧失了批判能力，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说明当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力量进入复杂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后，确实面临着被曲解以至“消解”的危险。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全国大讨论得以开展，一场生动的唯物史观教育得以深入。
　  如果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还只是涉及到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问题的话，那么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则是通过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到哲学、文学、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去，并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这派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进行一番清理。事情的起因是，两个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方法和观点进行正当的批评而重重受阻。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许多学术研究领域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在毛泽东看来，尤为严重的是，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者竟不思打破这种局面，反而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他为此专门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在他的关注和推动下，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终于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随之全面融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本刊记者：毛泽东又是怎样通过立法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立法环节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载入宪法，这是最为根本的环节。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核心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幻觉，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真正出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通过较为广泛深入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及较为深刻透彻的错误思潮批判，毛泽东所表达的上述核心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也日益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这样，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共识加以确立，就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水到渠成。在1954年9 月15 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它不仅为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而且成为新中国60 年来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的根本精神，堪称立国之本。
　  虽然意识形态的具体定位和实践方式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变化而变化，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面对新世纪新挑战呈现不同特点。但是毛泽东抓学习（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占领思想阵地）、抓批判（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抓制度化（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抓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互为支撑）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宝贵经验。
　  在我国基本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着眼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他指出，我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这一定位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完全必要。
　  本刊记者：毛泽东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出现了失误。您能分析下原因吗？
　  侯惠勤：好的。就认识论根源看，毛泽东由于将其两个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推向了极端，致使其在意识形态的把握上出现了重大的认识偏差：一是他正确地看到舆论是革命的先导，取得政权是新生产关系大规模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条件，但是，当他把这一观点无条件地推向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全部人类历史时，就无疑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地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他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概括基本上符合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实际，但需要明确的是，意识形态（舆论、观念、思想等）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本在于它执行了生产力的嘱托，而这一点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大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有时效性的，主要在社会革命变动时期，并非通常如此；即便意识形态等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矛盾主要方面，而必须始终围绕着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否则必然遭受挫折；一旦进入社会和平发展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前提性条件，把意识形态始终视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二是他正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必须牢牢把握思想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不但如此，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从而危及革命成果的全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毫无疑问，如果孤立地着眼于“谁胜谁负”的斗争，就难免置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因为这似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斗争和关键之战。然而如果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就会看到阶级斗争毕竟已经是局部的、次要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说到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孤立地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正是没有随着社会转变而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中转变，因而在其晚年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必然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本刊记者：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成就，有些什么经验？
　  侯惠勤：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判断上某些失误的纠偏，而且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成果，因此，它们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变革，其实是改革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三是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
　  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的？
　  侯惠勤：在邓小平看来，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丢弃和背离这一精神，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面对实际的需要，也是重塑党的形象的首要环节。在他当时看来，围绕着“形象”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第一，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著名报告，可视为这一课题的重大突破。第二，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上的统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不仅“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因此，党的形象的重塑实际上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他为此而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所有以上方面，虽然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有所拓展，却体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格局。
　  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时代潮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其中，“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及其更新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形象。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没有什么抽象的理想尺度，因而不能离开这一尺度搞抽象的争论。所以，必须改革开放，充分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中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复杂的社会多元利益，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主要是三大形象：第一，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和跨国公司不断崛起是其强大动力），政治多极化的曲折展现（第三世界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等），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主义之争、社会制度之争则日渐集中到了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因此，改革开放就自然成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冲突的焦点，也成为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不断创新发展的亮点。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第一形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丢弃这一形象。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在“八九风波”后马上强调指出：必须“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
　  第二，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日益显现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和平发展这两种情况并存。这两种情况并存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我们现在客观上正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排除干扰的阻力特别大，不利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无疑是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主要攻击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聚集着由于不发达而带来的诸多困难，以及谋求发展所面对的复杂局面；而作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现存的超级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自然想方设法地加以遏制，而其他各类国家也特别容易警觉和提防，甚至有意无意地设置障碍。我们能否化解矛盾、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获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内外环境，关键在于树立一个好形象。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快速地和平发展也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必须坚决维护政策的稳定和连贯，以取信于国内外。对内实现安定团结，对外宣示和平合作，这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形象。他对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政治嘱托是：“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他在谈到中国在世界总体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时同样强调：“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形象。虽然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当我们打开国门走出去和引进来时，不难发现我们面临着何等强烈的冲击：由欧美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蕴含着严重的不平等，我们在获得某些机遇的同时将可能被迫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因此而愈益领悟了邓小平关于“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的感慨。其中最大的风险就在于社会主义会否（如西方极右势力所愿）在与资本主义全面接触中被根本颠覆？然而，权衡利弊得失，不改革开放必然死路一条，而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则可能为社会主义开拓一番新天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要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对于任何企图控制我国的动向，则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在“八九风波”以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华浪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对于那些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口我批自由化而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必须坚定信念，坚决反击。在邓小平看来，在这一交锋过程中，形象不好的决不是我们，“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
　  侯惠勤：“冷战”结束后时代发生了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时代特征造成了三大后果：一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核心，所以，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实际上也成为任何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最根本根据。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全球性的，而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融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否则，很难找到发展的机遇。三是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加大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使得今天的世界和平较有保障，世界大战在较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可能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加快国内建设。对抗可能让位于对话、“零和游戏”可能让位于合作共赢，这是现时代正在显现出的大趋势，因此，一方面，求同存异、不搞对抗就不仅成为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意识形态调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又使得坚持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和话语的努力变得比较困难。
　  问题在于，既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而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要旗帜鲜明，强化而不是淡化我们的身份特征，这就需要在寻求共性话语中坚持独立性。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其意识形态内涵而言，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理念的重大突破。它表明党的领导方式将越来越法治化，其执政基础将越来越转移到三个基点上（即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文化创新，一个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利益整合方式越来越向制度整合方面倾斜。这就不仅构建了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合作对话的平台，而且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观察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原则。
　  而就话语创新而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都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进行话语重组，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民粹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的新型爱国主义。它承继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和长期革命传统，立足“一国两制”以及国家主体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的事实，放眼各种文明共存交融的未来，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因而富有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
　  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就能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既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原则立场，又突出国家整体利益和求真务实理念。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明确提出的港人治港的界线和标准，即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的这一表述就是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好脚注。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于爱国主义的界定丝毫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一类意识形态鲜明的话语，然而却不难发现其中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帜。首先，谁使中国人民恢复了民族自尊心？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正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殖民地奴性文化，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遍麻木、没有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造成了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这真正站起来了，并以世界大家庭平等的一员、以充满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因此，当代中国的爱国者，必须具有民族自豪感，必须尊重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次，是谁使中国恢复了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是所谓的大清帝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与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义正词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鲜明立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否则，就是晚清政府、就是李鸿章。“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香港的成功回归，是爱国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洗刷国耻的典范。
　  其三，是谁在香港回归前后致力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不是港英政府和所谓的“民主斗士”，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广大的爱国爱港人士。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及保持香港回归以后的安定繁荣，邓小平不仅极富创意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而且以博大的胸怀在不同时期、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照顾到各有关方面，要对“祖国人民”、对“香港人民”以至对“英方”都要有利，并且确保“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这能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大中华”。正如小平指出的，“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
　  对话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抗争。在经济全球化（其在20 世纪80 年代已初露端倪）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价值观的冲突，就是人权和主权的冲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倾向，其背后的理论就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人权高于主权”；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着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化、因而拒斥全球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倾向，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仍停留在“冷战思维”上。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全球化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因势利导，发展自己；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利益实体。因此，必须在就人权问题的对话中坚持必要的斗争。
　  说人权高于主权，首先不符合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讲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个人的命运还是直接地、紧紧地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没有国格就没有人格，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表明，当下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一体化，而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发达国家对于贫穷国家的冷漠、其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内外政策以及诸多践踏人权的不良记录，证明西方价值观并非普世价值，其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无疑是伪善的。
　  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的？
　  侯惠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因此，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变革、调整，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因而是一脉相承下的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例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可能会因其不处于当代实践的中心而有所忽略，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要把它推倒；对于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公开较量，例如国际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图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虽然一般不会被提到重要的地位，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警惕、放弃斗争。
　  毫无疑问，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冲突一般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亨廷顿断言其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的依据），中国在反倾向斗争时也决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会再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然而这种冲突还是客观存在的。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如果触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线，它则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底线大致有三：第一，不许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它确实不能被其他事情牵扯精力、偏离方向。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是中国一向坚持的基本方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几次重大的政治较量，例如坚决平息八九风波和揭批“法轮功”，无一不是因其制造政治动乱和政治风波引起的。邓小平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不排除动乱的干扰，一切无从谈起。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采取的有节制的反击，无论是针对国际霸权主义还是国内政治动乱，都是为了稳定大局，为改革、发展奠定必要前提。
　  第二，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上述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还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需要。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其中关于发展中国之价值，不仅指的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包括培育“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协调先富后富、形成共同理想和大局意识，以确保人民团结（不分裂）、社会和谐（不动荡）和超常规发展（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的保障，也是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突出“五个统筹”（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国内外、人和自然）布局，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推倒“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毁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第三，不要指望控制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现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重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世界霸权主义。它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对于这种企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否则，将不仅对于中国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世界也是一幅难以想象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拓，本身就是对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贡献。
　　 本刊记者：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在中国步入新世纪后，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视角看，此举传递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重大创新信息，是继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以后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全局后的又一重大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是在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以及认真吸取国内外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日渐清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大于挑战的总形势日趋明朗。在这样的历史大格局下，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三大新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趋势。文化要素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消费和道德情感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二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当前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正在逐渐被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所替代，意识形态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通过学科建设和国民教育体系扎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越来越多地附着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不仅是有效发挥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中，把握其变化规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针对性来看，可以提出至少三个“两点论”及其具体关联性判断：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迅速提升，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相对滞后；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党的理论创新生气勃勃，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国际化相对薄弱；三是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增长更为迅速，文化供给（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对不足。这三个“相对”，是我们把握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意识形态基本矛盾关系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同时又提出了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本刊记者：怎么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课题？
　  侯惠勤：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看，面临这样一些新的课题：一是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二是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三是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四是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本刊记者：怎样理解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不断地对是非、善恶、美丑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彰显，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旗帜鲜明理所当然，模糊界限就意味着消亡。但也必须看到，一般地说，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因而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真正发挥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同时也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扩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这一发展趋势。
　  在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我们又必须面对两大新挑战：一是在涵盖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庞大体系中如何体现“核心”价值？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这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领社会思潮。具体地说，我们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因为它们确实有两重性，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人类一定时期的共同追求，但决不能照搬。这不仅因为这些口号总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相联系，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骗性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断揭露，更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必然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不仅要逐渐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不断创造出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
　  二是当我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则时，其批判性原则就必然遭遇新挑战。我们今天随时可以看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从各种“左”右政治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到社会生活中各种根本颠覆真善美和假恶丑价值取向的现象，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令人忧虑。然而问题还不在于此，错误思潮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存在不是新情况，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宽容”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批判”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谁有资格批判”往往成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条件，当人们无法理直气壮面对这一质疑时，一切批判就无从谈起。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种过错者的“良心发现”，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今天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无法展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性社会思潮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虽然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在今天受到种种质疑，然而毫无疑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宗教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依托的是“理性”，而不是“心灵”。所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但是，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真理性认识也要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这能奏效。换言之，通过很感性的方式表达很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的挑战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建。虽然理论学习、思想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但其如何进行更贴近生活和群众的改进，已成为形势所迫。此外我们还必须大力拓展其他可以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尤其在与群众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消费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爱国主义、荣辱观这些本质上是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表明我们在应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其突出建设的要求，预留了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遭遇的新情况，主要是由当代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所引发出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导致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消解，从而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打开缺口。在今天，政治厌倦甚至是政治虚无的情绪比较突出：许多人不仅躲避政治，而且妖魔化政治；一些人习惯地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认其根本属性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公然声称文艺作品只有“好看”和“不好看”，而没有什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等。“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抽象人性论的泛滥。把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归结为抽象人性（良知、爱、同情心、容忍等），把人性不仅视为超阶级、民族、历史阶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视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神奇力量（例如甚至可以改变物种本性，使“狼爱上羊”一类），是今天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被认为是较优秀的作品）的通病。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讲人性，但有两个“底线”：一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性就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个体上，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因此，讲人性和阶级分析并不对立；二是人性并非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复和不断完善，有赖于社会的改造和历史的发展，因此，讲人性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人类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确实是“灌输”。但是，最佳的“灌输”是使国家的需要转化为公民个人的追求。回顾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比较明显。这一方式在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年代非常必要而且效果显著。但在个人和个性问题日益突出的和平时代，在坚持灌输原理的同时，就必须更加注意将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结合起来，注意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本质上属于个人道德自律的荣辱观纳入其中，表明我们意识形态建设的落脚点已经从偏重“外部”灌输转向注重“内外共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然实际上是一定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然而其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却是让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这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人类性、全民性诉求形式下的集团性思想和利益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排除人类性话语，不能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阶级性话语，而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当然也不能拒斥阶级性话语，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人类性话语，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比谁的迷魂汤威力更大，这肯定没有出路。
　  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以下三点是基本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指明它的基础在于人类利益共同体，因此只能存在于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而如果缺乏这种共同体的支撑，“普世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关于“世界大同”的想象及各种乌托邦的追求），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二是由于阶级社会的利益分化（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性话语和普遍利益的现实表达只能通过处在上升时期新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由于根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因而开拓了一种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表达人民性乃至人类性的现实可能。三是在今天，通过否定阶级性话语而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其目的是割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例如，我们把夺取特大抗震救灾的伟大阶段性胜利首先归结于“制度优越”，因而要唱响“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可是就有那么一种力量，努力把抗震救灾的胜利抽象化为国际社会慈善行动的胜利、尊重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人性论胜利，摆脱了一切主义纠缠的“普世价值”的胜利等，就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确实就在于如何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今天更多地遇到了人类性话语的挑战，但我们还是必须坚持阶级性、人民性以致人类性的统一前提下应对，而不能通过淡化阶级性大谈抽象的普世价值。可见，在“四位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是灵魂。
　  本刊记者：怎样认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它必须体现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同时，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和“混凝土”，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以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扩容”和“分层”的方式，取得了先进性和大众性相结合的大突破。“四位一体”不仅是“扩容”，同时也是分层：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不仅是内核，而且其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仅为国内人民（包括港澳台等境外）所认同，也为海外华侨广泛认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当代人类所认同，实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潮流的对接；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对象是个人，目的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道德自律。这种层层递进、“分层”实施、各有侧重而又点面结合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分层实施从其挑战性后果看，就是可能使“分层”变成“分割”，造成主流价值观自身的“多元”、“多样”、“多变”，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不难理解，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作“西化”或“儒化”的解读；不与社会主义中国相联系，爱国主义就会窄化演变为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泛化演变为复古主义；不与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相联系，改革创新就会演变为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演变为“全盘西化”的洋奴哲学。这样看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实际上就包含着双重引领：就其内部而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有效整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使其真正成为整个价值体系之魂，并使整个价值体系成为有机整体，而不是松散的“板块”；就其外部而言，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有效整合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使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健康向上、充满生机活力。前一引领主要是“体系构建”，后一引领主要是“功能发挥”，两者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开放过程，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