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中心工作展开调查研究

　　陈云做调查研究，突出的特点是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破题，通过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抓薄弱环节，求得基础工作的展开，求得难点问题的突破，以推动全党工作的大局，为贯彻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服务。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这就主要得益于他经常围绕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展开调查研究，在许多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和坚持正确的主张，有力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

　　在延安时期，党急需壮大党员干部队伍。陈云通过调查研究，指导、协同有关方面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并根据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进行理想信念、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进行了党性和党的纪律教育，培养教育了一代青年。为抗战前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解放战争储备了大量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陈云奉命到东北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很快熟悉了情况。他纵观东北全局，并根据他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北满根据地的经验，向中央建议要依靠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东北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并依此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沈阳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中央委任陈云担任军管会主任。他深入调查研究，使接管顺利完成，并取得了丰富经验，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解放后，陈云受命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认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下东北财经工作情况，对指导全国的工作非常必要。所以他赴京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调查研究，跑遍了东北各省、各大工厂矿山。上任后，面对繁重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和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成竹在胸，指挥若定，在上海和全国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并及时统一财政经济，调整工商业，迅速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恢复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组织领导了“一五”计划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全面的中期国民经济计划，是在任务艰巨，又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编制的，共编制了五次，除第四次由国家计委负责外，其他几次都是在陈云主持下编制的，最后于1954年由陈云向中央汇报定稿。“一五”计划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刚接触“一五”计划编制时，陈云对几个重要部门，逐次深入调查了一遍。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以后，提出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把我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苏联方面提出相关意见后，陈云又先后找部长们个别了解情况，并分别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在第五次编制的过程中，陈云连续主持召开了14次会议，认真研究我国国情，力求在综合平衡中建设苏联援助的项目。陈云经过反复认真的摸索、调研，历时4年，直到1955年7月，“一五”计划执行两年后，才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还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三、密切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

　　陈云做调查研究，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陈云讲过，“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210页。。

　　陈云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心系群众福祉。延安时期，他就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我们党执政以后，陈云又反复强调：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品格。他在大家热衷基本建设的时候提出：把基本建设放慢一点，以便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它是关系到五亿农民和一亿城市人口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成为重要国策。同上书，第210页。

　　基于此，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十分注意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关心如何改善人民生活。1939年4月，陈云先后与晋西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刘俊秀、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豫南省委委员王盛荣、冀中区委副书记张君、中组部巡视团晋东南分团团长刘锡五、冀热察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区分委书记吴德、晋察冀区委宣传部部长刘秀峰、晋东南区委书记林枫，以及中共冀南区委负责人、山东分局负责人等人座谈。他还单独同晋绥边区、冀察晋边区的7位党支部书记谈话，详细询问了各村中每户人口、吃粮、吃盐、吃菜、土地分配租佃等与农民直接有关的生活问题，了解最基层的情况。这个调查，陈云前后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如：“群众生活比抗战前苦了，应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酸菜已经吃不到了，谷子不去皮就吃。物价上涨，麦子、布匹、盐都涨了三倍。过去全村出款四五十元，现在超过五百元。”“党支部是村里的领导核心，但作用不大。大多是按上级要求布置工作多，解决群众问题少；向群众要的多，给群众的少。”参见刘家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关于陈云两个乡调查材料的说明》，《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这次调查活动使陈云全面了解了当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现状。在农村中建立了支部，发展了党员，群众组织的活动也有所成效，如农救会。但是，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党的领导工作薄弱，群众负担比抗战前重了。陈云根据这次调查了解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三篇文章，其中《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二是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三是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这篇文章经中央批准后作为指导抗日根据地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下发，指导了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