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主。“必须学会先进的技术，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做到我们自己可以搞。”

　　“我们发展武器主要是靠自力更生，不是靠买武器，因为买不来一个解放军的现代化。”杨尚昆：《在国防科工委部署规划工作和继续进行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3月10日），见《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9~93页。“进口是靠不住的，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怎么能靠进口满足需要!同时真正先进的，特别是军事上有价值的，他们也不肯卖给我们。……我不反对买一些必要的先进技术，主要是买先进技术，少进口成套设备。有了先进技术，我们是能够自己制造装备的。”聂荣臻：《在听取总参领导同志汇报时的指示》（1982年12月1日），见《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主要是引进尖端技术，像步枪那些东西暂时就不考虑了。”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问题的谈话》（1978年9月1日），见《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56页。“尽可能多搞点技术，即使多花点钱也可以干。必须学会先进的技术，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做到我们自己可以搞。”邓小平：《听取接待美国宇航局代表团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79年5月17日），见《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1985年，张爱萍确定了关于技术引进工作的主要原则是：

　　（1）凡引进的武器装备的技术项目，必须由国防科工委统一组织和研定后，报中央军委批准。

　　（2）引进的技术（包括设备），必须是急需的，或对我正研制的项目在关键技术或设备上起促进或重要借鉴作用的项目。

　　（3）以引进技术为主，一般不买其产品。只有在不可能引进急需的技术时，可购买一两件样品，作为研制的借鉴或仿制。

　　（4）引进项目的技术或设备，力争只引进为我急需部分，一般不必全套引进。

　　（5）特别是不能专为买武器装备来装备我军。《关于技术引进工作的一封信》（1985年2月8日），见《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页。

　　二、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1年4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禁运，重新将中国划入“Y”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70％。随后向中国出口了十架波音707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不能出口苏联的技术和产品也绝对不许出口中国。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方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宣布“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来种支持装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作为其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部分反应。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类转入新的国家组“P”类，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如运输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和军用直升机。1980年5月底，中国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接着在1980年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1980年9月，美国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1981年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原计划本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基本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两军功能性的合作仅限于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往。

　　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中美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批准将中国由“P”类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983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7种具有“双重用途”的项目的出口限制。［美］卡斯珀·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