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对他们往往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俩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俩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能提出新政策而且能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补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主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被从中央政治局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打倒；1972年虽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受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俩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①]。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中央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②]在这四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上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③]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④]以后，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