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制造“伊塔事件”。在苏联不择手段的诱骗和策动下，大量边民外逃导致了“伊塔事件”。据统计，仅1962年5月27、28两日，客运站就售出800多张去苏客票。［3］（p.228）5月29日，大约有1000多人未购买到车票。于是，边民便以“购票”为借口，砸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客运站大门和办公室门窗，围攻、殴打客运站工作人员和在场的群众、民警及汉族干部，在挟持到现场做劝说工作的州长之后，冲进州人委办公大楼，殴打干部、警卫战士、破坏办公室设施。从1962年4月中旬到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口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10］事件发生后，边境地区不少基层政权瘫痪，农村组织解体，田园荒芜，牲畜失散，给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边民外逃带走的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加上政府机关、企业的损失，粮食、物资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共计达1亿元以上。［10］（p.247）

新疆兵团是一个抵御侵略、维护稳定的准军事实体，其党、政、军一体化政治组织具有灵活性，可以随着局势的变化及时发挥应对作用。为了迅速制止边民非法越境，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及时派出工作组制止事态继续发展，加强对边境群众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委的指示，新疆兵团加强并突出了“军”的职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从1962年5月5日起，新疆兵团立即组编了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在1962年5月29日的冲击砸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机关、殴打负责干部、抢走重要文件以及冲击中共伊犁区党委机关的暴乱事件中，农四师奉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党委命令，派出了一个警卫连、两个武装民兵排，协助公安干警维持秩序，收复了被暴徒占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委办公大楼。伊宁市成立卫戍司令部后，新疆兵团从农八师调出两个基干民兵连，加强伊宁地区的警备力量。［11］同年，新疆兵团根据新疆军区的指示，在中苏边境增设58个边防工作站，并新设一批国营农场，他们配合国防军，加强了边防力量，昼夜巡逻在国境线上，保卫了边境各县人民政权，有效地劝阻了边民非法越境，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从此得以改观。

（二）新疆兵团的“三代工作”稳定了西北边疆局势

“伊塔事件”发生后，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周恩来召见了新疆兵团副政治委员张仲瀚，指示新疆兵团承担起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新疆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加强边防力量。新疆兵团迅速落实中央指示，从1962年5月11日起，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新疆兵团直属单位先后抽调选派810名干部、16750名工人组成工作队，配备汽车39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台，［11］（p.141）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工作队进入伊塔地区后，在阻止边民外逃的基础上，重建了各级党政机构，恢复与发展了农业生产。在当地的党政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兵团圆满地完成了“三代”任务，防止了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恢复了边界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责成新疆兵团有计划地、迅速地沿边境地区建立若干边境农场，以期能联成一条农场带，作为国防的前沿和特殊的生产基地，在边境地区“种军事田”、“放政治牧”，抵制苏联在边境地区的蚕食和渗透。从1962年9月开始，新疆兵团开始了大规模边境农牧团场的建设，发挥了独特的“工作队”和“战斗队”作用，成为西北边疆安全的忠实捍卫者。

（三）“铁列克提事件”后新疆兵团军民联防体制的逐步建立

“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使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更为凸显。新疆兵团加快了边疆团场的建设步伐，以应对更大的危机。

至1972年，新疆兵团在新疆2019公里的国境线上，共建成边境农场58个，形成了纵深10公里～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其中，边境一线农场38个，耕地面积234.13万亩，总人口15.55万人，职工8.21万人，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1个，克拉玛依市1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2个，塔城地区9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8个，阿勒泰地区3个，哈密地区3个，阿克苏地区1个。同时，为了继续加固边境的攻防体系，在二线又建立起20个农牧团场。［11］（pp.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