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但即使在这一期间，无论是过去两党之间的不愉快，还是新签订的关于新疆协议的不平等内容和边界争议都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所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发生了边境冲突。

一、20世纪中期中苏关系变化中的西北边疆

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环境最为恶劣的时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问题以及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峙等因素，致使中国周边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958年，苏联提出了一些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主张，如提出由中苏合作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要我国让台湾暂时独立”；［1］在国际问题上，苏联也将中苏分歧公开化，在1959年9月的中印边境第一次武装冲突中，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并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苏方的这些做法自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由此，“隔阂和敌对取代了兄弟情义，两国间的前线变成了雷区。”［2］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1390名，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重要物资和设备。［3］这些行为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中苏关系的恶化造成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1966年1月，苏蒙两国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于6月应蒙古政府“请求”，将成建制的作战部队开进蒙古境内驻扎，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至此，苏联将大量军队推进到距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中国面临着苏联直接的军事威胁，中国北方的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界纠纷事端多达4189起。［4］此外，即便在“两年多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5］1969年3月，苏联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依内南北两个方向，出动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以及4辆装甲车和汽车，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巡逻，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新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直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不断在中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经常派遣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到新疆搜集情报，制造边境冲突。1960年7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挑起了边境冲突。［6］1962年4～5月间，苏方又策动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塔城等地大规模边民非法越境的“伊塔事件”，致使西北边疆局势高度紧张。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紧张，苏军在边境上频频挑起冲突。1969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铁列克提地区进行例行巡逻时，苏联边防军有预谋地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300余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对中国巡逻军队进行突然袭击，中国巡逻队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致使中苏边境冲突白热化，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局面迅速恶化。 

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中印关系恶化，新疆成为中国西部边疆冲突的焦点区域，成立于1954年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在维护国家西北边疆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妥善处理“伊塔事件”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相毗邻，边界线长1500多公里，1960年以前，中方一侧基本上处于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状态。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侨民在当地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大约有12万多的苏联侨民集中在新疆伊犁地区。［7］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导引下，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得以缓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在新疆基本上销声匿迹。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开始重新利用“泛突厥主义”、“跨境民族”等问题大做文章，并插手遣侨事务，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具体表现在：

第一，苏联驻新疆边防和领事机构策动新疆边民外逃。1960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利用遣返侨民之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在领事馆的授意下，也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等活动。［8］据统计，1962年苏方拟非法给1.3万余名中国公民发放护照，并收取了登记加入苏籍人员的照片5000多张。从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市、县去苏、逃苏人数达17万余人，其中真正苏侨仅有6万多人。［9］苏联利用已经越境的人员大量邮寄米面、肥皂、棉布等中国较为紧缺的物品给国内亲友，从物质上诱导他们到苏联去，使得当地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