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此次危机以巴基斯坦国内制度缺陷和东巴基斯坦（以下简称东巴）内乱为起点，在西巴基斯坦（以下简称西巴）政府军武力镇压东巴民族主义浪潮之后，激化了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印度，使国内利益冲突外溢到南亚次大陆，诱发印巴的新一轮纷争对抗，同时，也危及了地区稳定和撼动大国的利益诉求，在印巴持续对峙和大国竞争性介入的双重影响下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就时间跨度而言，自3月25日至12月16日，危机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印巴纷争、美巴接近、苏印联盟、中美关系解冻、美苏缓和、中苏对抗乃至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初步建构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美苏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政策及反应、大国关系在危机进程中的体现、危机对南亚格局的影响以及其在冷战国际史中的意义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学界对中国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反应和政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普遍观点认为中国在南亚危机中未能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对危机的进程发展没有大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称中国在危机中渡过了“沉默的七个月”。本文以新近解密的美国档案文献和相关资料为基础，从冷战国际史的视角对中国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的反应与政策进行分析探究，以求教方家。

　　一、危机初期中国的反应与政策选择　

　　1971年3月25日，西巴政府军在东巴实施“探路灯”行动，武力清剿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东巴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南亚危机正式爆发。从3月25日至6月是1971年南亚危机的初期阶段。叶海亚·汗总统在初步稳定东巴形势并将人民联盟驱赶到偏远山区和印度境内后，开始着手政治重建计划，但东巴民众的抵触情绪却丝毫没有缓解。与此同时，难民问题有不断发展之势，东巴内乱逐渐演变为印巴之间的跨国危机，印度采取公开外交与秘密行动相结合的方针，公开申明支持和同情东巴的反抗斗争，默许其建立“孟加拉临时政府”，组建孟加拉民族解放军，与叶海亚·汗政权对抗。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舆论纷纷对叶海亚·汗政权进行批评指责，但中国的官方立场却有所不同。4月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指出3月25日巴基斯坦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反巴基斯坦的和分裂主义的分子”，强烈反对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1］4月10日，叶海亚·汗致信周恩来，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印度政府公开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叶海亚·汗就巴基斯坦当前局势采取的有关措施，是巴基斯坦的内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加以干涉，也无权进行干涉。印度利用巴基斯坦国内紧张局势，变本加厉地干预巴基斯坦内政，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同印度反动派紧密配合，对巴基斯坦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中国将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2］4月13日，周恩来在致叶海亚·汗的复信中表示支持巴基斯坦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赞成巴基斯坦保持统一，反对分裂，指出:“印度政府正利用巴基斯坦的内部问题，图谋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如果印度扩张主义者发动对巴基斯坦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致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照常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东巴事变发生前一个月，中巴喀喇昆仑高速公路开通，巴基斯坦三军总参谋长哈米德·汗将其命名为“中巴友谊高速公路”。［3］南亚危机爆发之后，该条公路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初，吉大港的东巴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拒绝向西巴运送商业纸浆，中国通过该条公路向西巴运送新闻纸，以解巴基斯坦官方媒体“燃眉之急”。［4］6月底，两艘满载武器由中国广州港始发的货轮停靠在吉大港。［5］

　　根据以上分析，南亚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政治舆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三个方面对巴基斯坦政府予以支持。但一旦印度军事介入，印巴战事再起，中国是否会向巴基斯坦做出安全承诺并出兵?这不仅是印巴双方而且也是美苏在应对南亚危局时必须审慎思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