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共谴责

　　8日下午5时40分，应中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公开会议，非正式磋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重型炸弹袭击事件。

　　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奉示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秦大使表示，中方强烈、坚决要求安理会主席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立即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

　　在磋商过程中，美国、英国百般阻挠，强调情况并不明朗，甚至以安理会在审议同一事项时，没有在非正式磋商和公开会议之间由主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先例为由，反对由主席发表新闻谈话。

　　在中方据理力争下，主席最终裁定安理会有权自行决定议事方式，可以在此特殊情况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经过3小时激辩，安理会主席在非正式磋商结束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重型炸弹击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表示震惊和关切，对中国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哀悼，并表示安理会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期待北约对此的调查结果。

　　14日，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问题。在会前举行的多轮磋商中，中方坚决要求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谴责北约行径，并散发了主席声明稿。美、英等北约国家仍极力阻挠，不同意中方声明稿中关于“谴责北约违反国际法”等字句，甚至要加上“误炸”的内容。

　　在中方坚决反对下，“误炸”未被写入，国际公认原则等内容则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利益和尊严，伸张了正义。

　　14日的安理会会议最终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主席声明。声明表示，安理会对中国使馆遭到轰炸深表悲痛和关注，谨对中国政府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哀悼；对轰炸事件深表遗憾，对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深表痛心，重申依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外交人员和馆舍不容侵犯原则；强调必须对北约轰炸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等待调查结果。

　　应中方要求，安理会还打破惯例，在正式会议开始前，为中国在“炸馆事件”中牺牲的人员集体默哀。

　　竭尽全力，处理善后慰忠魂

　　在对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外交部也在抓紧协调，全力落实中央关于尽快派遣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事宜的决定。

　　向中央汇报后，在从中南海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由谁率领专门小组前往南斯拉夫。

　　在当时空袭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派任何人前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要亲手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送上前线。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因为这个专门小组应该是个综合工作组，属于他的工作范畴，他又善于协调，是合适人选。

　　我一回到办公室，便把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杨文昌同志请来。杨文昌同志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的有关精神，但他也在考虑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杨文昌一进我办公室就主动建议说，我们恐怕要派个工作组去。我对他说中央也有这个精神。接着，我问他谁带队合适？杨文昌说：“根据工作需要，要么王国章同志去，要么我去。”

　　在征求王国章同志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征求其他几位副部长的意见后，这件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随后，我立即召集外交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布置成立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善后的各项工作。

　　部内相关部门的同志们踊跃报名参加。有的同志工作繁重，有的同志身体状况并不好，有的同志家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在危难关头，大家不顾个人安危，不畏艰险。这种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直接安排下，北京医院和国家民航总局迅速做好了选派精干医疗队和专机组等有关准备工作。外交部也及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案。

　　由外交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北京医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34人专门小组迅速成立，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任组长。

　　与此同时，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外交部和我本人也在为专机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做着艰苦的努力。

　　当时，南联盟上空被北约划为禁飞区，我们的专机要进入南联盟，必须得到北约的安全保证。为确保安全，我指示驻美国和驻比利时等国使馆，向美方及北约提出交涉，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仅口头上做出保证，而且再三强调必须是书面确保中国政府专机在南斯拉夫降落、起飞、停留和飞行期间的绝对安全，停止轰炸中方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联盟医院。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放心，又亲自指示驻美使馆和驻比利时使馆，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在电话里告诉驻上述两国使馆的同志，我会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前，连夜坐等北约的答复。

　　当时我想，一定要在专机出发前把这件事落实到位，使奔赴前线的同志放心，使他们的亲属放心，使大家体会到党中央细致入微的关怀。

　　终于，在9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北约向中方做出了书面保证。

　　在接到北约的书面保证后，我立即在外交部召开动员会，为专门小组壮行。当时，已是夜深人静，但小组的同志们在王国章同志的召集下已经等候在外交部党委会议室里了。会议室里，大家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气氛紧张、凝重，忙而有序。

　　在动员会上，我对专门小组明确提出了四项任务，请他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一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送到每个人的心坎上；要抓紧时间在当地治疗并接回受伤人员及需要撤离的人员；妥善处理牺牲人员的后事；协助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安排好下一步对外对内工作。我还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书面确保我们的专机和人员安全所做工作的情况。

　　2008年3月，我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左明章同志。他是当时专门小组中的医护人员之一。

　　左明章主动跟我聊起那次南联盟之行，他说：“我其实早就认识您了。那天夜里两点半，您把我们都请到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您一进门就说今天是个壮行会。您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坚决、强烈要求美国和北约出具正式外交文件，书面保证飞机不受袭击、安全抵达，书面保证不对中国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斯拉夫医院进行轰炸或扫射。您的讲话令我们在场的全体人员感到非常温暖，因为这体现了组织上的关心。外交部的工作确实周到、细致。”

　　这次交谈让我感触很深。时隔近十年了，他对当时开会的情景，对我的讲话、言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说明这件事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1999年5月9日拂晓，中方专门小组乘中国民航专机赴贝尔格莱德执行任务，小组从筹备成立到出发，仅用了14个小时。

　　在处理“炸馆事件”的那段时间，通宵不眠是经常的事。动员会后，我决定亲赴机场为大家送行。

　　我提前赶到专机边，在同志们登机前，一个一个地握手道别。这是战友之间的惜别，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此行是冒着一定危险出征。

　　我们工作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外人眼里经常是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出入各种令人羡慕的场合，觥筹交错。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斗争场合和突如其来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令人骄傲和欣慰的是，每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头，我们的同志们都经受住了考验，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而努力工作。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外交官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今天，又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不仅是外交部的同志们，专门小组的每一位同志都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没有人向我诉说过任何困难和不安，后来我才了解到，有的同志在上飞机前是写好了遗书的。

　　我叮嘱每一位成员，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祖国重托，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专门小组的成员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祖国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王国章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便给我打来报平安的电话。这时，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向他详细询问了使馆和同志们的情况，请他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敬意，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处理好善后事宜，把同志们安全地接回国内。

　　此后几天，我同王国章同志始终保持热线联系，随时了解当地形势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并及时向中央做了汇报。

　　专门小组带去了使馆人员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方便食品及各种生活日用品，下飞机后便径赴医院看望伤员，详细了解每位伤员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逐一为全馆同志进行体检，筹备并出席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反复全面查看被炸馆舍。

　　经过近六十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专门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各项任务后，于1999年5月12日上午护送三位烈士的骨灰和六名重伤员及使馆部分撤离人员，平安回到北京。

　　胡锦涛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主席专程前往机场迎接，有关部门领导和首都各界群众也到机场迎接。

　　12日上午10时整，运载着三位烈士骨灰和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负伤人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的专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

　　当三位烈士的骨灰由家属护送走下飞机时，哀乐奏起，胡锦涛同志神情凝重，分别将烈士的骨灰护送至灵车。场面庄严肃穆，催人泪下。

　　当抬着重伤员的担架出现时，胡锦涛同志迎上前去，深情地紧紧握住伤员们的手，俯下身去亲切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主席，向你们表示慰问。祖国人民感谢你们，祖国人民迎接你们归来。”胡锦涛同志还与被医务人员搀扶走下舷梯的伤员一一拥抱，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一直牵挂着你们。”场面庄严凝重，感人至深。

　　为沉痛悼念三位烈士，国务院决定，1999年5月12日在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等国家的驻华使馆同日也降半旗志哀。

　　当天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前往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悼念三位烈士，并看望烈士家属。

　　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总理主持会议，在京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同志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因为工作需要，潘占林大使并未随专机回国，而是带领使馆留守人员继续坚守前线。我时刻记挂着他的安危，几次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1999年6月11日潘大使回国时，我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我的记忆里，外长亲自到机场接驻外大使回国是少见的。后来，我还偕同外交部全体部领导，请他吃了一顿团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