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民：有一种说法，说通过《广场协议》，美国人压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遭遇20年的“平成不况”（“平成”语出《史记》，为日本现任天皇明仁的年号，从1989年1月8日起开始计算），人均收入回到了1992年前。

　　我们确实看到了股价和房价暴跌的现象。1989年12年31日，日经平均股价是39850日元。1990年元旦一开盘即下跌，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平。最低时跌破1万，跌幅达75%，现在稳定在1万上下。房价也在股价破灭两年后开始下跌，至今仍没有恢复（住宅跌40%；商用地产跌70%）。

　　问题是，日本经济20年不好，到底是不是日元对美元升值造成的？1949年10月，美国占领日本后，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定在1美元兑360日元，之后1971年、1973年、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法定升值，最高峰在1995年4月11日，突破1美元兑80日元。现在总体保持在1美元兑91日元到96日元的水平。

　　然而，尽管日元大幅度升值，但和汇率有关系的国际收支（指经常账户部分），却一直顺差从来没有过逆差。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跟日本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讨论过，他们普遍认为，日元升值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伤害。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日元升值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日本20年衰退不是日元升值带来的，两者不存在联系机制。

　　至于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在于缺乏再发展的动力，而且人口负增长。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像香港地区，房价还会上涨，关键在于香港人口政策好，不断有新人口移入。中国内地如果制度上不出现根本性变化，房价上涨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城市里已经没有大量的人口涌入。

　　日本所谓教训和经验不足为凭，与中国根本两回事。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可以升值。年初就有学者建议一次性升值10%，我认为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建议。如果一个人真的扎扎实实坐下来研究十年汇率，绝对不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首先，你怎么知道应该升到什么水平？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价格都不知道，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个最为合理的汇率；其次，很多企业就靠着5%、8%的出口补贴活着，一下子升值10%，全玩完，这会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经济可能二次探底。

　　胡永泰：我的意见则是，应该采取一次性升值和逐步升值相结合的办法。目前既有通胀压力又考虑到全球的政治环境，先升值大概5%，稍后再采取逐步升值的办法，速度快慢取决于之后的环境。

　　《国际金融报》：由于有升值的预期在，我们在考虑时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大量热钱和资金流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永泰：很多人都说过逐步升值在中国行不通，它会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央行可能对货币供应失去控制。这主要是根据2004年到2007年的市场表现作出的判断，在这期间，我们从货币供应大幅上升产生这样的印象。缓慢升值确实可以吸引热钱，但对货币供应却不会产生影响，主要因为中国对银行设有信贷额度，尽管储蓄增加信贷却不能够大幅上升。2007年之后就没有增加货币供应，是因为2008年十七大结束了，没有必要再去增加货币供应。我认为逐步升值并不会导致中国无法来控制货币供应，中国还是有能力控制的。

　　黄泽民：我们目前要考虑的不是汇率水平，而是汇率制度。一个国家只要外汇管理处于半管制状态，即经常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半管制，热钱的流入和流出就是一个必然现象，是管不住的。除非采取全面管制，而全面管制就像把窗子全关上，苍蝇飞不进来。现在是外汇经常项目开放，等于门开半边，苍蝇很容易跑进来，根本没法管。并且，外汇管制的初衷是担心外汇短缺，中国有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根本不用担心。要尽快结束外汇半管制状态，如果觉得放开了管不住了，可以再管。

　　同时，与美国相互指责没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放弃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策略，尽快回到2005年7月汇改初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又悄悄回到钉住美元的政策，2008年7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左右）。衡量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有许多办法，但最终还是要市场检验。为什么世界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搞浮动汇率？因为人为理论难找，只有交由市场解决。一个国家到底实行什么汇率制度要根据其具体情况来考虑。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来看，我认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至于中国到底是何种汇率制度，我认为是既不固定，也不浮动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