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

　　我从1950年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服务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感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文稿的情况，以正视听。

　　 受命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这年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此前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他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泽东的讲话、报告整理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我照办了。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央档案馆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由于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三十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当做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交付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有几十件收入1959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五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有关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他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带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其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作月份，当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 “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 (第二集)中错印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