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1981年创立的中日高层对话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轮流在两国举办，重点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大举措，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创立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一、聘请外国经济专家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旧理念被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新思想所取代，对外经济活动逐步增多。然而，许多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闻所未闻的，更不用说实际操作。对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说，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大家对市场经济的知识了解并不多，特别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如何让干部尽快了解外面的情况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央当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央首先决定走出去向发达国家学习，派了许多高层次的代表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如1978年3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一行访问日本。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了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此外还有一些代表团到其他国家和香港、澳门学习考察。

　　一方面派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另一方面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1979年春节期间，谷牧在北京主持一个学习会，有国务院几个主要部门负责人参加，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大来佐武郎和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向坂正男介绍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及其利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措方式和经验等。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
　　在对外开放初始阶段，许多同志对市场经济有关新事物不太了解，请外国专家讲学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断断续续的讲学毕竟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并不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也需要熟悉国际经济的人在身边出谋划策。因此，请外国经济专家当顾问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聘请外国专家当顾问的情况，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十年‘文革’的封闭和动乱，不但使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而且对外界事务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国际问题的经济运作就更缺乏研究，因此，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经济的脉搏，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知识、经验，加速推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央领导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同小平同志商量：可否聘请几位世界名人给我们当顾问，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小平同志表示赞同。于是，经中央批准，经过筛选，聘请了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三位先生。后来，又聘请新加坡的李光耀、吴庆瑞等人为我的经济顾问（1）。”
　　根据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李灏保存的档案，较早提及来华专家一事是谷牧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的一次谈话。1978年12月24日，谷牧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来华访问的稻山嘉宽。谷牧说：稻山先生在日本不仅是在发展日本钢铁工业中唱主角的，而且日本经济发展很快的整个60年代，你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你是很有经验的了。关于日本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多些，今天我想直接听你谈谈这方面的经验，也想听听你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稻山说：中国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要首先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一个总的规划和设想，然后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情况等，做出发展计划，而其中首先是钢铁、能源、运输以及与其有关的重大项目的计划。如果中国需要并有具体数据、因素的话，我可以找有经验的计划专家帮助你们研究、计算并提出建议方案。他还表示，回国后可以选择推荐一两名高级经济计划专家作为谷牧副总理的客人前来访问。谷牧说：欢迎你派这样的专家来，对外我们保密，以一般商务谈判身份出现，但实际上作为我私人的客人来接待。一年来一次或两次都可以，先这样试试看（2）。

　　稻山回国后，推荐大来佐武郎来华访问，并做谷牧的顾问。大来出生于1914年，曾担任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是战后日本官厅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对日本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1979年1月26日至2月4日，大来一行到中国访问。同行的还有向坂正男和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副部长小林实。在华期间，他们一方面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介绍日本的经济发展，并提出建议。如，大来谈到日本经济战后高速发展的经验、日本经济发展的预测及中日经济合作的设想、中国建设资金的积累、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增加出口贸易和外汇收入、企业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顺序、人才培养等等。向坂主要谈能源的开发利用，小林实则主要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我方按国际惯例给日本专家支付了顾问费，大来每天6万日元，向坂每天5万日元，小林实每天4万日元。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立后，根据双方的约定，费用由各自承担，没有再支付顾问费。
　　1979年日本内阁改组，大来被任命为大平正芳内阁的外务大臣。按照日本的惯例，出任内阁的官员不允许担任其他国家的职务。12月27日，稻山嘉宽给谷牧写信，说明大来不能继续做顾问的原因，并推荐下河边淳。他在信中说：“正如您所熟悉的那样，由我来推荐的大来佐武郎先生，前些日子，任外务大臣。所以，他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从民间的立场执行协助贵方的任务了。在与大来先生的事毫无关系的情况下，另外推荐了下河边淳先生。”稻山嘉宽给谷牧的信，1979年12月27日。下河边当时是日本国土厅顾问，并接替向坂正男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在交流会的创建过程中，下河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0年7月，大来卸任外务大臣职务，任日本对外关系政府代表，属于半官方、半民间职务。他通过多种途径表示，希望继续来华担任顾问工作。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国家建委副主任李景昭等就此问题专门向谷牧提交了书面报告。大意是大来通过多种渠道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过去的工作，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和他从政以后暂时中断学术来往，需要重新邀请。参见马洪、李景昭、李灏给谷牧的报告，1980年7月25日。谷牧随即就此事向中央报告，说：我主张继续邀请他。一年请他来两次，每次十天左右。10月，大来来中国访问，除了担任顾问工作外，主要是讨论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