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几经风云，内有“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冲击，外有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再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巨大压力，可以说，中国60年社会主义经济与理论探索之路，绝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辛。如今，中国人民真的从改革开放的环境中站起来了。这60年的探索，有一些最基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

　　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也极其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先是狠抓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接着是集中全国之力，取得“一五计划”巨大胜利，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毛泽东在1956年1月，曾作过《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在其1956至1957年的《论十大关系》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中，更是进一步谈到，随着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新的国家。

　　问题出在1958年之后。一是被前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的错误，否认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没有做不到”这些胡言乱语，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巨大灾难就由此而来。二是挫折之后，不作深刻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打击压制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批判与围攻“唯生产力论”。上海有个李平心教授，力主生产力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并在当时的《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十论生产力的连篇文章，这却成了不合时宜的无情围剿对象，在1958年之后近20年时间中，除了60年初代的三年调整，可以说整个时期都是处在“抓革命、压生产”的反常阶段，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笑话泛滥时期，最后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只有在结束“文革”，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产力原则才真正得到全社会的充分重视。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

　　正是从生产力原则这个高度，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命题，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革命深入展开的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的诸要素中，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

　　正是从生产力原则这个高度，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个简称为“猫论”的著名论断，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充分赞赏，并推动了改革中的思想大解放。“猫论”的核心意思是说，我们的一切政策方针，所有改革措施，都要以能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

　　正是从生产力原则这个高度，邓小平做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发展这一基本观点。

　　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突破，就是提倡与遵循生产力原则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所有制的高度，要调整到包含有相当程度农民个体所有制因素的农家“大包干”，这在“公有化”的概念上是多大的后退。更何况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从“恐资病”的阴影中解脱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四川等地农民都有过类似“大包干”的实践，都曾遭到政治上的无情批判，从而，当凤阳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举起“大包干”旗帜时，全国多数农村对此并不热情。是邓小平、万里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支持，才使“大包干”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以农副产品的丰富产出解除了城乡市场长期存在的短缺状况。使农民摆脱贫困，城市满足供给，“大包干”是改革以来生产力原则的第一个实践。

　　二、走市场化改革之路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中，市场化与市场经济一直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而予以排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连商品、货币、工资等概念，都作为“旧社会的东西”而加以批判与否定。

　　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中，否定商品与市场关系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能不能有其存在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中国当年的实践，已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引至极端。广大企业由于没有自主权而普遍缺乏积极性，导致微观效率低下。宏观经济也因“大跃进”、“三线建设”与文化大革命等，导致一而再的混乱与比例严重失调。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伴生物——短缺经济。是城乡人民长期贫困的直接原因。

　　冲击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的主要缘由。陈云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的那次关于“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的谈话精神，获得了这次会议的充分重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今天看来似乎也未必完全科学的提法，在当时对于冲击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随着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也逐渐从计划与市场为主为辅的提法，演进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彻底解除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市场经济的顾虑与恐惧感，并成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新一轮高涨的主要启动力。

　　尽管对改革模式的提法与市场经济理论的概括，整个社会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但

　　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化目标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却始终如一。我们的一系列主要改革政策与措施，都反映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与要求。经济改革发端的农村，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还是乡镇企业的崛起这三大改革，都是为了将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贫困农村引上市场化、工业化的富裕道路；国有企业改革是为了改变企业的无权地位，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与自我发展的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地方财政“大包干”在20世纪80年代大大调动了广大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内在机理则是将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引入政府层面；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等，更是商品、货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开放说到底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没有国界，它要求打破一切国别的樊篱，让一切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可以说，我们在改革中所推出的众多政策及其显著成绩，都体现着市场化改革的巨大成功。